《新唐书》编纂于北宋仁宗时期,在这时期北宋君臣基于五代历史经验教训调整国策,逐步恢复文治,在国内形成了文人执政的局面。因而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论来指导个人实践。在一片文治、太平局面下北宋社会已然暗藏危机,面对国内动荡的政治局面,北宋君臣纷纷寻求国家治理之法,于是将目光转向于五代之前为国长久的唐朝,由此《新唐书》应势而作。《新唐书》属于官方修撰史书,参与修撰者众多,其史论亦出于众人之手,虽撰者不同但代表的却是北宋官方的思想价值导向,所要达到的均是惩恶扬善,以前世之经验为后世之教训的目的,因此史论所反映的内容有其共通之处。《新唐书》史论有篇前论、篇中论、篇末论,内容丰富。整体来看,篇前论以篇前小序的形式为主,根据其在全书中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志前论、表前论、传前论三种形式。根据其在单篇志、表中的设置又可分为篇前总论与篇中分论。篇前论设置的作用及特点主要是为了表达作者立篇之旨,叙述各篇目设置缘由,解释人物入传标准等,具有开篇明义,提纲挈领之用。篇中论形式多变,无固定发论标志,分布于志、传各处,具有夹叙夹议,随感而发的特点。篇末论集中于列传之后,以“赞曰”为主要发论标志,所论内容较为全面,包括褒贬人物、议论政治得失、分析历史大势等,具有结总全文的特点。总结《新唐书》全篇史论来看,其内容主要包括褒贬唐代历史人物、评论唐朝政治得失以及对唐朝其它社会问题的分析议论。《新唐书》史论中蕴含着北宋史臣浓厚的儒学思想,表现了北宋史臣宣扬儒家纲常伦理,力排佛道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的价值取向。《新唐书》史论中对唐朝宦官、方镇、朋党、女祸、忠奸、善恶等方面的评论无一不是体现了北宋史臣兼济天下、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思想。除此之外,《新唐书》史论中还蕴含着北宋史臣丰富的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此外,《新唐书》史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史论内容有离题之嫌;前后史论观点矛盾;议论人事有失偏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