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服务行政模式”的实践形态——“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非常特定的政府建设目标频现于各级政府文件中,作为一个带有特殊意义的现代政治术语在学术刊物上大量出现,作为一个与民主问题密切相关的词语走进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应然地,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由浅层次到深层次、由模糊到清晰、由酝酿摸索到自觉建设再到中央推广的过程中,那些“上承国家政策执行和反馈,下接公众利益诉求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的街头官僚,会全力贡献于作为服务行政微观体现的“街头行政”。可事实上,基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作祟”,街头官僚在街头行政的实践中出现了：街头官僚自身的“自利人”取向、能力不足；街头官僚所在组织的绩效评估失灵、资源供给有限、科层监督乏力、管理程序流于形式；街头官僚所服务对象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公众监督不力；街头官僚所处制度环境中的“官僚主义”等传统文化的遗存、人情、面子关系网的盛行以及现存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罅隙……使得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构建运动陷入了欲行还难的困境,无法进一步向深层次推进。如何发挥街头官僚之于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在理论上的应然积极作用,克服其在街头行政中所遭遇的实践阻力,促成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的最终建立,正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显然,与以往从价值、体制、机制等宏观层面对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进行设计所不同的是,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千千万万个在基层致力于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街头官僚身上,并尝试紧紧围绕街头官僚理论的核心内容——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两面性、影响因素、控制路径等),先从应然层面剖析街头官僚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的一般关系,再从实然层面探析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最后针对性的提出走出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构困境的具体路径,以期“从官僚走向服务者”这一愿景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