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以崇佛的面目出现的。他本人对佛学浸淫很深，一生写下了大量佛经义疏和论文。他的佛学思想与佛教实践活动对后世居士佛教及僧团体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萧衍还是一位文学家。在齐世，他的诗歌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形式看，都应归入永明体作家的范畴，可以说是永明文坛的重要作家。入梁后，他更以帝王之尊广交词人，提携后进，并屡屡组织文学活动，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萧衍在这方面的价值也尚待挖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建树的帝王，萧衍的一生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要全景式的、多侧面的来观照萧衍的一生，并非笔者所能驾驭。因此，本论文也只拟从文学和佛教的角度，对萧衍其人其事作一番考察。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萧梁皇室的先世及萧衍的早期经历》，详细考察了南兰陵萧氏的由来，对正史如《南齐书》、《梁书》记载的真伪作了辨析，指出了它妄攀西汉名宦萧何和萧望之作为自己祖宗的破绽所在。本文认为南兰陵萧氏渡江始祖萧整之前的世系记载不可信，萧整以后的世系记载基本可信。本章还对南兰陵萧氏“皇舅房”、“萧齐房”、“萧梁房”三房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本文还对萧衍建梁之前的行踪作了详细的考查，对他早期经历与他性格、人生观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有所揭示。第二章《萧衍文学创作述论》，对萧衍诗歌创作特别是乐府诗歌创作进行重点评析，也兼及了他的赋体创作。本章认为萧衍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同时代作家的较高水平，可以说是永明文坛的重要作家。萧衍留下了不少佛诗，往往以描绘外界景物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体验，剔除其中的宗教概念，这些佛诗仍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仍应给予恰如其分的文学史定位，对此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本章在论述萧衍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其多才多艺也有所论列。第三章《萧衍的文学活动及其对梁代文坛的影响》，着重考察了梁代文坛兴盛局面形成的内在原因，认为自身具有良好文学素质的梁代皇室的率先垂范及其大力提倡是促进梁代文学繁荣的直接原因之一。本章同时还用大量史料钩稽了萧衍建梁以后的一系列文学活动，考查了它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指出萧衍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集体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四章《萧衍的文学观念与梁代派别文学集团的形成》，具体分析了作家政治社会观与文学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当前学界将萧衍划入守旧派的理由进行逐条驳正，得出了萧衍在文学观念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复古崇质者，而是一个能够兼容并包、堂庑开阔的人物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守旧派、以萧统为代表的折衷派、以萧纲为代表的趋新派才能和谐地并存于梁代文坛上，从而造就了中古文学集团发展的最高峰时期。第五章《关于舍道事佛》，本章主要考察萧衍宗教信仰的演变过程，用充分的材料描述了萧衍早年的天师道信仰，并进而对形成其天师道信仰的家族背景作了考查，论证了南兰陵萧氏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师道世家，虽然其崇道事迹不显，但至少存在着悠久的崇道传统和浓厚的崇道氛围。本章还对萧衍《舍道事佛诏》的真伪作了考辨，并对萧衍舍道事佛的时间进行推定，认为不在天监三年(504)，而应该在天监十八年(519)。本章最后从政治统治、思想认识、自身健康等多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萧衍舍道事佛的动机和原因，试图揭示这次事件的真相。第六章《“崇佛亡国”说之检讨》，一些论者认为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崇佛最力的封建帝王，并据此得出崇佛过甚是导致其亡国的原因的结论。本章第一节总结归纳了萧衍崇佛的种种举措及表现。第二节对“崇佛亡国”说作了历史回顾，指出了它的来龙去脉，认为“崇佛亡国”说的出台无非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继续。面对反佛者咄咄逼人之势，崇佛者以佛教因果报应学说来解释萧衍亡国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反击，本章对此也有所揭列。第三节对“崇佛亡国”说提出质疑，并从当时的治国理念、信教人口、币值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崇佛未必亡国的观点。认为萧梁的亡国其实是萧衍晚年政治统治的昏庸和用人不当造成的。第七章《萧衍诗文事迹系年》，梳理了萧衍所存全部诗文，并对其作了编年考订。增补和删除了为一些总集所失收和误收的个别篇目。对萧衍的全部诗文作编年考证，前人没有做过，今人胡德怀《四萧年谱》虽然做过一点整理，可惜较为粗略，考证亦颇多舛误，本章可说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中对胡氏的《四萧年谱》驳正尤多。对各家的学术成果有所吸收也有所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