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决策权力的集中强度有所缓解、参与行为体增多、机构化和规范化增强。这种外交决策机制演进的主要产物和重要表现便是众多外交、国际事务类咨询机构的成立和发展，在本文中统称为外交智库。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外交智库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化特点，它们依附强大的国家机器生存，资金上严重依赖政府拨款，性质也基本皆由政府归口。中国外交智库的生存模式接近于法团主义的模式。国家占支配地位，给予社会群体一定的生存空间，以此为条件，国家将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纳入到政府和决策者的掌控中，形成国家管控。这种模式配之以中国威权的政治文化和集权的决策环境，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外交智库的特点。同时，从发展环境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决策演变是外交智库成长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外交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具体参与，可从外交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条件、途径和结果来具体考察。发挥影响力的条件考察了外交智库作为法团团体能够被决策者所利用的政治资本，知识资本指智库人员的硬性知识储备，网络资本则是一种软性社会资源拓展。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实际上也是考察智库人员与决策者的接触途径，将其政治资本传达到决策层。发挥影响力的结果即对外交智库影响力的评估，决策端对智库端需求有限、智库端对决策端供给不足，外交智库对决策的直接影响力仍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智库正以一种异化的功能，凭借其网络广、行动灵活、敏感度低的优势，活跃在公共外交领域，发挥着间接影响决策层的作用。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决策在接收智库这一“外脑”咨询的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中西方决策环境差异巨大，因此在外交决策与外交智库的关系上，西方的模式未必具有合理的借鉴力。笔者惟愿在文中的浅见，能够引发决策者对日后完善外交智库运营、切实扩大其影响力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