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参与者,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体,都对于获取并利用不为他人所知的信息有着近乎本能的渴求,由此催生了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损害了正当投资者利益,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秩序,动摇证券市场的根基。为了有效打击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证券法》为核心,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规定等在内的规制体系。但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内幕交易行为依然层出不穷,早期如“张家界旅游开发公司内幕交易案”,中期有“黄光裕内幕交易中关村股票案”,晚近有“王麒诚内幕交易汉鼎宇佑股票案”,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件不断拷问着我国的内幕交易规制问题。遍观全球,规制内幕交易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政策目标,并制定了各有特色的规制体系。依据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规制内幕交易立法实践的考察,笔者得出了和多数学者同样的结论,即大体上规制内幕交易的路径主要有信义义务路径与市场公平路径。二者聚焦于迥异的法益目标,有着不同的规制逻辑,因此对内幕交易的规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内幕交易构成的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上有着本质的分歧。信义义务路径下内幕交易规制聚焦于微观公司利益层面,要求行为人是负有信义义务的特定主体,而非所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证券交易的一般主体,其规制范围较窄。信义义务路径规制内幕交易的思路是将内幕交易作为证券欺诈,因此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利用内幕信息的主观要件,导致司法及执法实践中证明难度较大。市场公平路径立足于维护证券市场公平,坚持证券市场主体平等,对内幕交易主体要件并无特殊要求,从而将所有证券市场主体纳入内幕交易规制范围。市场公平路径下内幕交易规制仅要求行为人对“所获取的信息为内幕信息”一事实具有主观认识即可,证明难度显著降低,有助于提高司法及执法效率。虽然立法机关尚未对我国内幕交易规制体系选择何种路径表明态度,但是通过考察我国内幕交易规制历史演进经验,以及对《证券法》内幕交易规制条款的专门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建立起来的规制内幕交易的立法体系明显带有信义义务路径的色彩,导致内幕交易构成主体要件逻辑混乱、涵摄范围过窄,客观要件证明难度较大,引发适用实践的种种问题。我国移植信义义务路径缺乏必要的普通法基础和必须的执法体制,可行性值得商榷。市场公平路径具有很高的普适性,以行为监管为中心的鲜明特征,更契合我国内幕交易规制的现实需要。抛弃信义义务路径,转向市场公平路径,废除特殊身份主体要件和“利用”主观要件,明确内幕交易的客观要件并增加豁免情形,以此重构我国的内幕交易规制体系,或为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规制困境的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