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作家所要观照的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疾病作为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文化的构成，个体的疾病现象本质上是结构在人体——社会——文化关系的体系中。对于文学来说，疾病隐喻既是一种文学修辞和叙事方式，也是创作者阐释表达的空间和意义生成的载体，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构。长期以来，对疾病隐喻的研究多侧重于社会——文化的内涵，而忽略了它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的复杂关联。事实上，疾病隐喻一直有一种性别化的倾向，这一点在女性书写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首先，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女性的弱势身份与疾病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女性与疾病常常处于可以置换的同质地位，男性通过建立女性与疾病的隐喻关系来实现民族国家的主体身份认同。女性身体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争夺的场所，被一再地领域化、编码化。 其次，在女性作家笔下，疾病获得了不同的隐喻功能，它参与建构了女性的自我主体。疾病作为女性私人化和个体化的体验，具有强烈的内在性，它书写了另一种被种种关于启蒙、救国、现代化的历史“大说”所遮掩的女性生命真实。对于女性来说，疾病更是一种身体欲望的表达方式。 再次，从疾病的隐喻意义层面，肺病、性病和疯女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典型的疾病意象，通过对这三类疾病意象进行男女两性身体叙事的比较，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种种权力痕迹。同一类发生在男女两性身上的疾病，会获得不同的隐喻内涵，同一类发生在女性身上的疾病，由于叙述者的性别差异，也会获得不同的隐喻功能。这一点有效地说明了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文化符码，对疾病隐喻的建构、解读，必然与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