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社会分工日渐精细化、复杂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相悖,“传送带式”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之积弊日渐凸显,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历经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的变迁,行政约谈作为非正式执法方式的代表,成为治国理政的新攻略。通过对相关文件的梳理,不难发现,行政约谈旨在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引导行政相对人改正明显不当或违法性难以界定的行为,能有效地规避官民冲突,节约执法成本,达到“力挽狂澜”的效果。然而,作为新兴事务,对行政约谈进行正本清源绝非易事。目前,关于行政约谈性质认定的观点共有六种,有些人试图通过创建新理论对其进行法律认定。殊不知,新理论的构建“牵一发而动全身”,纯粹为了学术创新而打乱成熟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是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方向性错误。因此,厘清行政约谈的性质,刻不容缓,实为必要。本文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旨在阐述行政约谈的概念和产生背景,通过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分析概括其基本含义,并对其产生的理论背景如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进行梳理。第二章对有关行政约谈的法律和一些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了分析,对行政约谈的适用情形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三章,首先对有关行政约谈性质认定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然后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将行政约谈认定为行政指导的一种方式。第四章,以行政约谈纷繁复杂的实践乱象为立论背景,透过现象看本质,将行政约谈与行政指导、责令改正、警告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提出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