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遵循“实践变迁”-“跨学科勾连”-“概念化界定”-“理论正当性”-“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路径，以思辨研究为主，同时结合历史比较分析、个案研究，以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国家公共关系基础理论与实践做出研究思考。　　本文通过历史比较研究，归纳了美国国家公共关系实践的四个阶段（即说服动员的时代，宣传控制的时代，冷战宣传的时代，和后冷战时代），同时罗列了当今主要国家的国家公关实践案例，以及中国国家公共关系实践的三个重要时期（80年代的“萌动时期”，90年代的“探索时期”，和新世纪的“发展时期”），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国家公共关系实践变迁背后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逻辑，为全文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经验和现实依据。　　本文通过跨学科范式的梳理，以政治学和公共关系学为基础，指出国家公共关系理论研究“跨学科勾连”的前提——国家公共关系实践是两个学科共同面对的现实域和问题域。在公共关系政治学的背景下，国家公共关系是国家政治沟通的手段，是国家政治文化的表现，是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是维护国家权力、彰显国家权威的一种方式。　　本文还提出了国家公共关系的另外两个基本定义：一是国家与其公众之间的关系（CPRs），这是对国家公共关系外延的界定。二是一个国家与其国内外民众的关系生态与传播管理，是现代公共关系手段在国家治理中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运用，是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声誉、制造国家认同，推动国家民主沟通的一门科学和艺术。这是对国家公共关系的一个狭义界定。同时，论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公共关系的三层概念体系——状态、行为与目标。即国家公共关系是一个国家（政府）所处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的现实状态的综合表现；它包括公关战略策略、传播管理与国家治理三个层次；它以“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声誉”、“制造国家认同”为目标。　　本文根据公共关系生态论的思想，提出了国家公共关系的一般操作性框架——资源网、传播流和生态位。其中，国家公共关系资源网就是以国家的“利益攸关者”为核心及节点组建而成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载体；国家公共关系传播流涉及目的、性质和内容三个维度，即处理好国家公共关系传播中的日常传播与战略传播，强关系传播与弱关系传播，以及社会传播、文化传播与人际传播综合运用；国家公共关系生态位是国家战略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公共关系的顶层设计环节，在具体工作中要处理好以议题管理和危机管理为代表的国家公共关系生态管理。　　本文从治理、民主、宣传三个方面回应了国家公共关系理论正当性的应有选择，提出——国家公共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应有内容，是国家深化改革、追求善治的应有选择；国家公共关系既可能阻碍民主也可能促进民主，其正当性诉求要求我们对国家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做出深层思考；国家公共关系是宣传正当化的时代产物，它同时面临宣传正当性的考验。国家公共关系的正当化首先要完成理论化，对国家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和元理由做出回应和思考——对此，笔者倡导理想主义的“民主沟通”和“多元对话”，主张平等对话、双向对称、互动共享、协商民主的国家公共关系对话理论。国家公共关系的正当化其次要以“职业化”为基础，从国家公共关系的学科发展、科学建制，到职业伦理等各个方面全面构建正当化的基础——对此，本文提出了对相关问题的具体建议。　　国家公共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必须首先解决公共关系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及内政外交的适应性问题，同时还要适应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现代治理方式的改革与调整，以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等现实环境。在具体对策层面，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共关系应做到“战略”与“策略”相结合，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讲好具体故事。论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个案探讨国家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国化”的具体对策。对于前者，本文提出应以弘扬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的，建立“金字塔型”的国家公共关系战略——包括一个核心、两个层面、三组空间、四种路径、五大载体、六种定位。对于后者，本文提出应该认清国家公共关系在重大外交及领土争端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公共关系运作机制，针对不同公共关系对象和公共关系目的选择公共关系策略，在国家公共关系的事件管理、议题管理、危机管理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