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两百年前的德意志,萨维尼和蒂堡围绕是否应该在当时的德国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而发生争论。这场论战从1814年萨维尼发表《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历史使命》论文反驳蒂堡的《论统一民法对于德意志的必要性》开始,在论战过程中催生了十九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法学派,并致使德国民法典推迟了近百年才颁布和施行。这次论战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私法学科的发展,无论是在法典结构还是在立法技术层面,德国民法典都和法国民法典迥然有异。由此,大陆法系被分为了法国支系和德国支系。这一切萨维尼居功至伟,他的“民族精神说”和体系化的方法论哺育了德语法学。论战缘起于民法典的编纂,但是随着论战的深入,人们逐渐由单纯的法律编纂的讨论过渡到对德意志自身文化的关注,在德国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场论战牵涉到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的文明遗产及其未来,尤其是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相关问题。本文指出,萨维尼和蒂堡论战的根源是两人在法律与民族国家建构上的差异,蒂堡期待通过民法典的制定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方式构建现代政治架构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萨维尼反对立即制定民法典主张用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来构建具有普世性的君主政制。面对19世纪初期德意志的四分五裂,两人在实现国家统一这个目标上是统一的,不同的是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选择。蒂堡选择了法国式的现代国家模式,萨维尼则遁入罗马法寻求古典式的帝国理想。两人论战的本质是这种“现代政治”和“古典政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