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学中,语言和主体性之间构成了复杂多变的联系。自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个人主体一直处在复数的、集体的遮蔽中；现代汉语则历经了长时期意识形态化的处理。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对“文革”和历史的反思,人性观念、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重新复出,“主体性”观念自“五四”后再次引起热切讨论。然而,仅几年后,随着语言哲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传入,“作者之死”、“人之死”或“主体性衰落”等观念迅速流播,语言、符号、结构等取代了作者、人、主体的位置。非主体、反道德、反文化、反理性、反启蒙等形态表征,纷纷被奉为“先锋”写作的标志。本文绪论部分分析了语言中心论流布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诗学问题。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通过分析耿占春的诗学批评和桑克的诗歌,论述了写作者如何通过引入感受、情绪而恢复主体的位置,同时通过感受性的表现将主体与语言关联；第二章通过细读陈东东和朵渔的诗歌文本,讨论了语言中的“伦理主体”和“记忆主体”；第三章以沈苇的新疆诗歌为案例,追踪了主体性的转换和改写过程；第四章通过分析李森诗歌隐藏的主体性,探讨了主体性的隐在表达策略。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观点,即认为在具体写作中,诗人和批评家可以置身现实语境,将看似背反的主体性和语言处于一个对话与相互生成的情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