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中心文化是指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等综合社会因素的影响，使权力在社会生活和人的价值选择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文化类型和特征，也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和属性的称谓，与动机中心文化、价值中心文化和道德中心文化具有大体相同，却又各有侧重的指称。其中动机相对于效果，价值相对于工具，而道德相对于技艺，也就是科学技术。与文化经由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及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并最终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化也可以经由人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制度规范等途径作用于技术进步和为技术进步提供理论支撑的科学的发展。因此，关于文化类型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是一个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社会学议题。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中国人接受权力中心文化，其实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简单经验主义和神秘直觉主义思维方式，既是权力中心文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这种文化维护和造成的结果。在权力体系内部，神秘直觉主义的“天命神学”是权力合法性的最好辩护。对于大众来说，通过苦读和科举跻身权力阶层就成为功利教育最稳定的目标，以至于这种情况延续到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技术的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严重依赖于技术与生产的结合，依赖于全社会经济理性观念的提升，依赖于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权力中心文化以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作为经济观补充，使人们不得不在跻身官场和农业劳作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成就评价标准的权力本位论，长期使中国社会停留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中，重道轻器思想严重制约了人们对技术和技艺的兴趣，也制约了技术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的实现。由于权力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的思辨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无法在传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心中真正扎根。技术失去了科学理论和原理的支持，只能沦为对手工工具的些许改进。即使这些缓慢的技术进步，在权力控制一切社会资源，整个社会长期排斥私有财产和合理个人利益的条件下，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动力和经济激励。权力中心文化和受其影响形成的狭隘功利主义，使人们倾向于建立一种自给自足、对外封闭的经济模式，以维持权力对经济的充分控制。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对技术进步的阻碍显而易见，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市场和集约化经营，无法创造出采用先进技术的条件，尤其是发展先进机器大工业的条件。而且，只有企业能确定自己的成本，才可能对新项目做出正确决策，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有良好的制度预期，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才会得到持久的动力。根据艾尔斯的理论，技术创新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自由，要加强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给民间技术创新以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民间资本进行技术投资，参与技术成果转化。对权力中心文化经由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人的行动选择，经由经济理性和人的利益观念，经由市场交换和生产的规模化，经由制度规约和激励等，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类型和特征的权力中心文化，不仅形塑了强国家-弱社会的官民二元结构，而且经由其他系统性因素，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技术进步。摆脱权力中心主义的成就评价标准，塑造价值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念，扩大公民自由，增强全社会的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通过城市化和市民意识的培养，造就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及其制度体系，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这一选择，不仅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有助于全社会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