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历史小说自80年代中期问世以来,在读者当中反响强烈,其创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是作品与电视剧成功联姻,使得二月河声名大噪,名利双收,作品在赢得海内外最广大读者群的同时,创作和出版发行都刷新了历史记录,创出了天量,并因此在当代文坛形成了一种所谓“二月河现象”。作家和作品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二月河的成功固然得益于作家自身的勤奋和主观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新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浪潮中,二月河迎合了历史小说大众化的必然发展趋势。因此,本文旨在分析二月河作品与当下文化环境的关系,并立足于从历史小说的发展中对其作品进行定位和批评。本文以后现代史观的崭新视角来观照二月河及其历史小说创作,将二月河和其历史小说纳入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宏观背景下,探讨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独特历史观念,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有益的分析和借鉴。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米歇尔·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以“百家讲坛”为例,详细探讨了艺术的大众化问题,指出一系列借助传媒喧闹起来的文化现象,都充分体现了目前消费社会的文化背景,而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则属于艺术大众化的成功代表。正文部分的第一节从对历史必然性的怀疑、对权威化历史的削弱、对历史客观唯一性的反拨、以个人视角取代宏大叙事等四个方面对二月河的历史观及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二月河通过对雍正皇帝形象的塑造,刷新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判断、历史判断,作者极力渲染雍正的勤于政务、办事干练、雄才大略,不惜一切笔力为雍正正名,塑造了一位励精图治、坚毅果敢的“改革皇帝”;同时虚构了雍正死于乱伦的结局,他“把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融进自我”,不拘泥于历史成见,构筑了一方极富个性色彩的“历史之域”;二月河“帝王系列”历史叙事自动摈弃僵化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在着力歌颂康熙大帝的同时,不忘刻划他性格中“小”的一面,揭示了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本质,点出了《落霞三部曲》“落日的辉煌”这一题中应有之义;二月河“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浓墨重彩地对伍次友和邬思道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渲染,在他们身上概括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后现代理论颠覆了现代主义所宣扬的理性主义和宏大叙事观,取而代之以微小叙事。在三部帝王小说中,二月河通过对“规矩草”、太监和菜户的畸形关系、“灯下黑”等的描写,深入阐述了满清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历程和原因,表明封建王朝最终无法逃脱的宿命。并谈到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本质上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对后者的有益补充,而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正是对两种历史观关系的恰当体现。正文部分的第二节从二月河历史小说应和了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消费特点谈起,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谈到了传统的文学接受方式(阅读)与消费的区别。清帝系列小说问世之后,大众传媒和娱乐界反应持续升温,是二月河的文学观及写作模式决定了他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流行;第二,消费社会的文化消费导致艺术家创作态度的变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是“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通俗文学作家二月河凭着与生俱来的平民情结,与消费社会构成了一种适应同化的关系,其作品因而赢得了读者青睐。为适应大众的阅读欣赏习惯,二月河采用了“章回体”艺术形式,并集中笔力和才情,描摹了对大众具有极强刺激性和吸引力的各种世俗愿望,展现了医学、棋艺、天文地理、阴阳八卦等各方面的知识,为作品平添了许多趣味性、娱乐性和可读性。第三,大众文学建构了“平凡叙事”模式,日常生活中的材料进入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在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中,帝王生活的日常化、平常化、人性刻划的普通化倾向非常明显,对乾隆皇帝的描写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家以平视的眼光将乾隆皇帝当作普通人来写,使皇帝在天子的庄严之外平添了几分平民色彩。第四,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二月河作品的流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电视作为最具有传播深度、广度和效能的大众媒体,对传统文学的霸主地位进行了颠覆。文学作品与电影电视联姻,成为二月河作品发行量剧增和产生广泛效应的“催化剂”,帝王系列一经媒体的宣传、炒作之后,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和更大的影响力。在谈了传播媒介作用之后,着重介绍了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几个主要人物演员的演技、电视剧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小说所反映出的烛照当下的思想内容。结语部分重申了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产生强烈社会影响的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独特历史观,二是作品的特性应和了消费社会文化消费方式的特性。着重谈了促使二月河作品走向成功的深层次原因即它所隐涵的统一的文化背景,民众审美需求的扩大、传媒的强盛等流行文化的生长因子决定了二月河近年来的大红大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