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中唐时期门第、才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对立、又彼此融合的复杂过程，探讨了其对中唐士人的精神风貌、知识结构、学术思想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一章考察初盛唐士人的门第、才学观念。唐太宗以当朝冠冕划分士族的等级，以保障当朝权贵(而不是士族)的利益，六朝以来的士、庶矛盾转化为卿相、布衣之间的对立，形成了崇尚政治特权的新门第观；讲究礼法门风的旧的门第观念依然盛行；以辞章、儒术为才学标准，盛唐形成了“文儒”阶层，其和“吏干派”的矛盾体现了才学之士和政治权贵之间的斗争，是盛唐门第、才学之争的表现；盛唐士人以魏晋名士风流为理想人格，学术具有强烈的南朝化倾向，缓和了门第、才学之间的对立。　　 第二章讨论盛中唐之际的思想变革，这是中唐门第、才学之争的学术背景。唐王朝大树名节，推行“先德行后文章”的科举改革，儒学主题从礼乐转向道德；“新春秋学派”通过损益三代政治，变盛唐崇尚礼乐昌明的周汉之道为“从夏之政忠”；受“忠君”观念的影响，士人反对“先家后国”的观念以及和光同尘的名士风流，提倡忧国如家、官为民役的新的价值观念，为中唐门第、才学之争提供了新的时代内容；韩愈、李翱提倡以道德划分人性等级，为士人依据道德、才学批判门第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章讨论中唐“穷者精神”所体现的对门第思想的批判。元结、孟郊依违于儒、道构建“穷者精神”，着眼于对士风世俗的批判；韩愈原始儒家“道尊于势”的思想，正面构建了“穷者精神”的理论体系，强调其批判门第的意义；由于时命观的差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对“穷者精神”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士人树立了“不平之鸣”的创作原则，孟郊、李贺、贾岛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貌。　　 第四章讨论中唐门第、才学观念的融合。中唐才学标准包括德行和儒术、吏能、辞章，分别为山东士族、关陇士族和江左士族所崇尚；综合各项才学标准的“君子儒”是理想的士人人格，体现了门第、才学观念的融合；“先道德后才学”的科举改革促使“以文明道”观念的提出；中唐士人为登科而尚学，出现了韩愈为代表的“学者之诗”。　　 第五章讨论士族依据流品批评寒士“浮薄”，体现了门第对才学的批判。韩愈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体现了韩愈复杂矛盾的门第观念；牛李党争体现了取士标准的差异，“子弟、寒士之争”造成士人入仕的艰难，牛李党争对李商隐、杜牧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