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犯罪行为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以表现为事物的质,而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的程度则可以表现为事物的量,这两者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很好的结合统一起来,而犯罪数额则是对一个行为定罪量刑的重要的标杆,是判断犯罪是否成立或者是否应该判处刑罚以及判处刑罚的轻重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同时对于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危害性程度的衡量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尤其是在涉及到财产的犯罪时,目前我国大部分财产犯罪都是以犯罪行为涉及到的货币量或者是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实物的数量来认定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所以,犯罪数额的认定,不仅在理论上同时在司法认定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就目前来说,中国刑法学理论上对于犯罪数额的研究少之又少,,并没有足够的研究,各种涉及到犯罪数额的文章以及现在用来当做教材的书本中一般都只详细研究数额犯,而犯罪数额是作为数额犯的一个内容存在的,从而导致在理论界对犯罪数额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既而导致实践中遇到犯罪数额的问题则容易出现严重的分歧,由此,关于犯罪数额的问题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而要解决这一难题,当务之急便是对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予以完善,只有从源头上发现问题,才能更进一步解决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基于犯罪数额在刑法学的理论中不可忽略的地位,对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是相当有必要的。本文旨在通过对犯罪数额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包括犯罪数额的概念以及特征,我国犯罪数额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再运用比较分析的办法分析我国以及其他包括英美法德等国家在内的国家关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对犯罪数额的性质以及作用等问题进行探析,同时指出在财产犯罪中关于犯罪数额的一些困惑,以及应当在对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当要遵循的原则,并且根据原则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建议确定一个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参考的基数的立法模式,希望能够对我国在犯罪数额正处于瓶颈阶段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