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在现行的文献中人们最经常遇到的一种模式是“冲突模式”,即认为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伽利略案件则常常被作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毋庸置疑的例证加以阐释。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情,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是神学的奴仆,它受到了自己主人的管束甚至残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学又的确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并变的日益强壮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蒙昧主义者,许多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往往具有身份的双重性。事实上,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成果表明,科学和宗教之间在过去存在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关系,以至于很难支持一些一般性的论题。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考察必须伴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的考察。只有考察随同背景一起考察,才能做到考察者所应有的在场性,从而还历史以真相。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伽利略案件发生的背景进行了阐释。我们看到,一方面,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带入了一个宗教政治上的敏感期,在这样敏感的环境下,科学领域的革新无疑很容易被视作是对宗教上的威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在一个社会里当一种文化占主流时,也就是这种文化已被这一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作为判断的标准时,虽然这种文化无法避免其他非主流文化的侵扰,但这种主流文化也会在批判中显示出强劲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在新天文学刚刚起步之际,亚里士多德学说无疑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的主流学说。第二部分则是对伽利略案件发生过程的逐步展开,同时也是对伽利略案件作为科学与宗教毋庸置疑的冲突的例证此一偏见进行的逐步消解。在宗教上的一个如此敏感的时期所发生的悲剧性的事件已不能简单地被看做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毋庸质疑的例证,相反,这一毋庸质疑性却大有进一步质疑之处。此部分对伽利略案件作为科学与宗教毋庸置疑的冲突的例证此一偏见进行的消解又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新考察提供了契机。第三部分则是跟随这一契机,透过伽利略来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做初步的探索。对伽利略的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论述的两封信的解读使我们看到:科学与宗教之间这种对立在伽利略那里并未发生过。而对伽利略的《对话》中相关论述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就内在精神而言,基督教不但没阻碍而且还促成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圣经的因素乃是促进科学生长的“维生素和荷尔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