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切有部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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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说一切有部产生和发展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的古代印度西北部广大地区,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当地的西域文化都在这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铸就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理论高峰。最能把早期佛教的共同观点概括起来,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是说一切有部。也可以说,有部的哲学是整个早期佛教的理论总结,因而被认为是"小乘"的真正理论代表,其影响于此后的佛教哲学,极为深远。说一切有部对于中国佛教哲学及中国文化曾产生了重要影响,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其传入中国后所形成的"禅数学"和"毗昙学",成为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佛性论的理论依据,对中国佛教佛性、心性思想的萌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汉末年,安世高来华翻译佛教说一切有部经典,传播说一切有部教义。他所翻译的说一切有部禅数学经典在佛教初传之时影响甚广,他对佛教名相概念的译介、对佛教世界观的介绍以及对安般禅法的推广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从安士高第一次系统性翻译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开始,佛教义学以经典为载体开始传入中国。又由于说一切有部对禅学的深入研究,说一切有部传入中国之初就被中国人形象地称为禅数学。从安世高到鸠摩罗什,许多译师都对说一切有部的禅学著作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介绍。有的直接翻译了说一切有部的禅学经典,有的则对不同禅师的禅法进行了编译,形成了最早的汉文禅学典籍,他们对中国早期的禅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一切有部禅数学作为第一种系统性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在修(禅定)和学(佛学)两个方面对中国佛教产生影响,中国佛教的面貌由此而焕然一新。后来的中国佛教,不论是对禅的定义,对修禅的次第等都基本没有变化,有很多方法都直接沿袭了禅数学的方法。而在义学方面,禅数学的影响更既深且远。中国佛教学者针对佛性问题的禅数学、毗昙学阐发,成为中国佛性思想的萌芽,为涅槃学的流行提供了思想准备,大大推动了涅槃学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佛性思想。禅数学、毗昙学自传入开始一直到唐代俱舍学兴起的近千年时间里都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禅数学的盛行使得中国佛教获得了非常高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佛教义学和禅修逐步展开。在而后的般若学思潮当中,禅数学、毗昙学始终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到了晋宋之际,一批罽宾僧人来华传教。说一切有部学说在中国的发展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开,表现在从禅数并重的禅数学转到以义理解释为重点的毗昙义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当中,在僧伽提婆等外国沙门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佛教学者精研毗昙,尤其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诸师的佛学思想深受其影响,烙上了深深的毗昙学印迹。由于东晋社会哲学基础普遍较强,东晋佛教更强调对义理思想的探寻,加之道安及其弟子慧远等人的倡导,毗昙学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许多中国佛教学者纷纷开始研习。特别是其实有论、业报论以及其对"常我乐净"的追求,这些思想和观念对当时的中国佛教学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他们的观念,继而影响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学者早于涅槃类经典流行中土时就通过对更早传入的说一切有部毗昙的研究,自发地吸收、借鉴、扬弃毗昙思想,阐释了他们的佛性思想,成为中国佛性思想的萌芽。说一切有部毗昙是中国佛性思想的本源,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建构和承续发展的关联性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竺道生、慧远等人对佛性思想的早期阐发并非是照搬说一切有部的佛性论或心性论,而是依据毗昙的学说及其思想特色对佛性问题进行阐发的。这突出表现在竺道生、慧远乃至谢灵运等中国佛教学者们的佛性思想及其毗昙学印迹。毗昙学的核心思想是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自性不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所以更易于被中国佛教学者所接受,成为中国佛教学者尤其是道安、竺道生、慧远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佛教学者。东晋以降,人们对社会主流学术思想玄学贵无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出现了以裴頠、欧阳建为代表的崇有思想,而毗昙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与崇有论相呼应,中国佛教学者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印度所传来的佛教。到了南北朝中后期,在更多经典的译介以及中国佛教大小乘观念的树立等许多因素的影响下,说一切有部毗昙学开始衰落,而《俱舍论》的译出加快了毗昙学衰落的历史进程。在慧远以后由于受到鸠摩罗什的大力破斥而很快趋于衰微,其部分思想和学术被唯识宗、华严宗和天台宗所吸收,遂逐步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但是毗昙学却不断衰微,尤其是玄奘重译《俱舍论》之后,俱舍学逐步取代了毗昙学在分别法相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而毗昙的学说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然有玄奘、法成等人翻译说一切有部论著,形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玄奘系统地将说一切有部的几乎所有论典翻译成中文,在他的影响下,唐代许多僧人尤其是唯识宗人对说一切有部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进了说一切有部学说在中国的最后的辉煌,表现出与南北朝毗昙学截然不同的特色。特别是圆测及其后学们,在研习传播法相唯识学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将大乘唯识学和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学说融合、互证,说一切有部学说成为法相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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