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进行总量调控的宏观经济手段,但是在大国的经济格局中,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致,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同,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传导效果也不同。主要基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的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大国执行的结果可能是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发展,而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从而加大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差距。本文借鉴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别选取江苏省和贵州省作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样本,对货币政策在两省的传导效果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第一部分首先对西方主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作了简要回顾,并指出这些理论对于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地区性差异问题有何启示。继而以西方主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指导,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汇率渠道全面对比了江苏省和贵州省在货币政策传导基础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一是由于江苏省国有企业比重较小且治理结构改革较早、民营经济发达,以及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健全、保障水平较高,使得江苏省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利率的弹性明显大于贵州省。因此,江苏省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的畅通性要比贵州省好;二是由于江苏省金融机构数量众多、金融市场发达、银行业信贷运行环境较好、信贷供给能力较强,所以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在江苏省的传导效果要明显优于贵州省;三是由于江苏省上市企业及融资量、居民持有股票资产数量远高于贵州省,使得江苏省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价格渠道要比贵州省畅通得多;四是由于江苏省外向型经济远比贵州省发达,从而使得汇率渠道的传导在江苏省更优。综合以上比较的结果,从逻辑上推出货币政策在江苏省的传导效果优于贵州省的判断。第二部分是对货币政策在江苏省和贵州省传导效果差异的实证分析。先是以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为指导,分别选取1998～2002年和2003～2006年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期间,考察货币政策变化导致货币政策中间变量如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余额、社会总需求变量如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和净出口和产出变量GDP在江苏省和贵州省的不同变化,试图对货币政策在江苏省的传导效果优于贵州省的判断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期间由于财政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导下在贵州省的扩张力度更大,因此我们并没有看到江苏省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优于贵州省的明显证据,而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由于没有受到财政政策更多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于2004年逐渐淡出,转为“中性”),对货币政策在江苏省的传导效果优于贵州省的解释力较强。接下来运用2004年至2007年江苏省和贵州省的月度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比较江苏省和贵州省工业增加值对于贷款冲击的不同响应,进一步证实了货币政策在江苏省的传导效果优于贵州省的判断,但同时也发现江苏省摆脱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能力更强,因此其GDP增幅仍能领先于贵州省。第三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最终认为,在货币政策在发达地区的传导效果优于欠发达地区的情况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将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不同的政策效应,其结果可能进一步拉大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应该:第一,完善贵州省货币政策的传导基础,提高货币政策在贵州省发挥效力的有效性;第二,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程度,为货币政策传导提供顺畅的政策环境,发挥政策合力;第三,在坚持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可以增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灵活性,探索使用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来弥补地区间差距。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国内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文献是近几年才大量出现的,为了论证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内部产生了不同的区域效应,大多数文献都是通过不同的标准将我国分为不同的区域(主要是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只不过不同的分类标准导致不同区域包括的省份不一致),然后进行区域之间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比较。也有少数文献进行单个省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分析,但鲜见文献选取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样本来进行对比分析的。本文选取江苏省和贵州省分别作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样本,进行货币政策传导地区效应差异的比较,在研究内容上可以算是一个拓展,提供了证实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在省级层面存在差异的一个样本。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大多数文献中,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往往是借鉴国际上常用的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即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由于样本数据的限制,在选定样本期间时往往不区分货币政策的不同性质(即扩张性或紧缩性)或仅分析一种性质的货币政策(往往是扩张性的),本文借鉴和综合王法俊(2006)和闫新华、张晶(2008)的研究方法,试图首先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性质的货币政策作用期间(1998～2002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2003～2006年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江苏省和贵州省各主要经济金融变量的变化,来直观地考察货币政策在江苏省和贵州省的传导效果差异,再进一步通过计量分析予以证实。三是在数据选取上的创新。在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大多数文献中,在计量分析部分,在选取数据时往往选取年度数据或季度数据,本文选取的则是月度数据,从而有可能提高分析的精细程度。货币政策传导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货币经济学问题,再加上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地区效应问题殊非易事,本文存在的不足应该是不少的,甚至可能还有错误。就笔者能力所见,可能存在的不足就有:一是本来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1998～2002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2003～2006年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江苏省和贵州省的不同传导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但由于数据来源限制和论文完成时间限制而无法完成对1998～2002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差异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本论文的一大遗憾。二是由于对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分析运用得不熟练,以及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在计量分析部分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尽完善之处,从而影响计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例如,在很多文献中,都运用构建的价格指数将工业增加值取真实值后再进入VAR模型,但是由于笔者找不到2004年江苏省和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CPI)的环比指数,因此无法构建价格指数对工业增加值进行调整或运用其他替代性方法进行处理。三是对货币政策传导基础的地区性差异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分析得较为笼统,未对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哪些是有较强解释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因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