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的政策、贸易、金融、投资、货币等方面的联系。截止2022年2月6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已达148个,与中国签署该协议的国际组织超过30个,共计签订了200多份合作文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合作也继续稳步推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宗旨是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一直秉承着开放包容的精神,它把助力全球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并促使沿线国家和中国逐步加快形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贸易壁垒的下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资本的流动性增强,给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提供了条件。虽然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地的大面积爆发,以及部分国家贸易保障主义势力的抬头为我们造成了障碍,但各国走向开放与合作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对国际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显著提升。此外,中国对资本市场管制放松,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可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对流动性的需求,而且这些国家可以利用来自中国大量的人民币资金,对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未来,随着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经贸金融依存度,以及货币政策等领域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加,我国货币政策对沿途各国的溢出效应也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所以,很有必要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溢出效果进行量化研究,给中国制定负责任的大国货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通过政策协调减少负外部性,合适的政策组合带来的外溢收益远大于外溢损失。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辟最优途径,为畅通经济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本文首先通过聚类分析法,将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137个国家分成四类国家。然后构建具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分别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对沿线四类国家的时变溢出效应,同时也克服了信息不足的缺陷。接着通过对比特殊时点上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大小及方向,刻画出在不同时间区制,中国货币政策对沿岸各国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变化轨迹。最后,根据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和给出相应前瞻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均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但同时该溢出效应也具有异质性。中国增加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可以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经济的增长,在长期,抑制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增长,但其抑制影响程度很小。当中国提升利率,在短期,仅抑制了第三类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该抑制力随着时间维度的推进而逐渐减弱;在长期,拉动了全部沿线四类国家经济的增长。（2）中国货币政策对沿线国家的溢出效应具有时变特征。观测时点不同,溢出效应的大小、方向都可能会产生变化。当中国增加货币供给量,在当期对第一类国家的进出口造成的正向冲击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和第四类国家则呈现出U型结构,第三类国家保持稳定;当中国提高利率,对第一和第四类国家进出口的冲击,在2020年前后呈现出负向的尖峰形态,第二类国家受到的负向冲击呈现缓慢减弱的趋势,第三类国家则呈现出W型走势。（3）在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对沿线国家溢出效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总体来看,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发生了减弱,但是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第二、四类国家的进出口的影响有一定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一、四类国家的进出口的冲击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