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引资与金融创新作为深化银行业改革的两项重要举措,对我国银行业化解金融风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8302亿元,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1.26个百分点,2018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025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197亿元。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的下降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不断加大的事实。2019年10月28日,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强调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那么,金融创新与境外引资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具体地说,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的金融创新是否起到了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在不同银行类别间是否存在差异?引入外资参股是否会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产生影响?外资参股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在不同银行类别间是否会存在差异?现有文献都是关于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外资参股与银行风险承担两两变量间的研究,尚未将三者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且现有研究多是关于上市银行的研究,受到研究样本的限制,也没有分银行类别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非上市银行纳入研究范畴,在探究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银行类别间的差异,进一步地,引入外资参股变量,探究外资参股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银行类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期为我国完善境外引资制度和银行科学开展金融创新活动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持。本文主要采用归纳演绎法、推理演绎法、回归分析法和总结归纳法进行研究。首先系统地归纳了国内外关于“外资参股与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文献。其次,基于约束诱导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外资参股、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以中国119家商业银行2008-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外资参股、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其一,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二,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在不同银行类别间存在差异。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中,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该负相关关系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比在城市商业银行中更强。在国有大型银行中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三,外资是否参股、外资持股比例、外资是否入驻董事会、外资董事占比都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其四,外资是否参股、外资持股比例、外资是否入驻董事会、外资董事占比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在不同银行类别间存在差异。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外资是否参股、外资持股比例、外资是否入驻董事会、外资董事占比都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外资董事占比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作用程度弱于城市商业银行,外资是否参股、外资持股比例、外资是否入驻董事会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在国有大型银行中,外资持股比例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外资是否参股、外资是否入驻董事会、外资董事占比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除此之外,为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从变更金融创新的代理变量和替换年度控制变量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仍然存在。最后,本文从引导商业银行科学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和完善境外引资制度两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包括:鼓励商业银行适度开展金融创新活动;适度加大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外资参股;适度提高外资股东参股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适度引入外资股东入驻中资银行董事会;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实行差异化的境外引资制度。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内容方面,丰富了外资参股条件下,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相关的研究。第二,研究视角方面,将外资参股,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三者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从而为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第三,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未上市银行纳入研究范畴,使研究样本涵盖了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这三类银行。采用分类对比的方法研究了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银行类别间的差异以及外资参股对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的银行类别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