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航业的发展和航班量的增加,推动了航空管理工作的分散化和活跃化,使得乘务工作变得更加灵活和高效,同时也加大了广大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压力,增加其职业倦怠的风险,影响个人工作绩效以及航空公司整体的运营效果与竞争力,进而严重危害航空安全。通过梳理前人研究结论后发现:人格因素在乘务员工作绩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积极主动性人格可有效预测个体的工作绩效,促使他们主动完成工作,提升工作水平。但这并非是对工作绩效的唯一影响因素。乘务员作为服务行业中的特殊群体,大量情绪化的工作充斥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如若无法得到有效的调节,久而久之便会造成严重程度的情绪耗竭,因而对个人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组织的整体氛围以及其余环境因素同样与乘务员工作绩效密切关联。具体来说,高水平的组织氛围会为广大乘务员带来更多的组织支持,减轻负性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低水平的组织氛围会减少为乘务员提供的组织支持,增加负性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本研究结合所查阅的文献资料与专家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假设,考虑并设计了两个研究模型:研究一,验证前人研究,从情绪劳动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主动性人格与乘务员工作绩效的关系影响。探讨了主动性人格和乘务员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情绪劳动在其中的影响作用。根据研究一的验证结果,本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与乘务员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通过情绪劳动起作用。然而,作为航空公司中的服务人员,航空运输业整体的行业环境与航空组织氛围同样对乘务员工作绩效起一定的干预作用。因此,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了组织层面主动性人格与乘务员工作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并考虑了组织氛围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实现对上述研究假设的检验,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抽取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四川航空公司183名空中乘务员,收录了个人年龄、总飞行时长、工作年限等背景信息,了解他们在主动性人格、情绪劳动、组织氛围、工作绩效等方面的现实表现,通过建立Amos结构方程模型与Spss层级回归模型,验证了情绪劳动在主动性人格与工作绩效间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氛围在主动性人格对乘务员工作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并对不同水平上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主动性人格与情绪劳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通过情绪劳动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第二,作为空中乘务员,其个人工作绩效受工作年限这一时间背景因素的影响;第三,组织氛围在主动性人格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尤其是在低水平下的主动性人格之中效果更加明显。本研究考虑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空中乘务员工作绩效的内部影响机制,此举不仅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验证,也扩大了该领域的应用范围。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可知,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支持人格与情绪对乘务员工作绩效的影响,然而对于航空组织中组织氛围的影响研究至今尚为鲜见。为此,本研究保证了既往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完整性,为填补以往文献的不足,推进航空管理文献的发展,提高航空公司业务水平,完善空中乘务员选拔与培训机制,保障飞行过程中的客舱安全和实现航空运输业又好又快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