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北京城内业已出现专门以“刻报”为“营生”之人，其办报行为开有清一代民间报房活动之端绪。鸦片之役以降，时移世易，中国的报业环境变得异常复杂，《京报》身处其中而渐趋兴盛的同时因专制权威强力于报业则使其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最终为历史所淘汰。它的功绩在于开拓了官方报纸的传播对象，发行范围从政府官员拓展到广大的乡绅士人甚至市井阶层，将朝政信息进一步社会化，实现了传播对象的突破，并且其目的是为追逐商业利益，使其具备了近代报纸的某些特征。因此，它是中国古代报刊中最有可能转向近代民间报纸的一类，然而它没有实现历史赋予的使命，个中缘由值得探讨。探寻其发展历程与轨迹，尤其是近代以来(1840-1912)《京报》的发展状况，对了解中国报业发展史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立于史实，从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着力分析近代以来《京报》的生存发展状况，探讨《京报》存在的社会价值。　　一言以蔽之，对《京报》的研究有得有失，以往的成果值得肯定，前人的经验需要我侪继之，以便继续研究利用《京报》。本文在承继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京报》正本清源，尝试解决一些尚未定谳的问题，并揽镜自鉴，发掘了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外国人的资料;分析《京报》文本，与其他资料相较，分析影响《京报》选材的几个原因;尝试着对《京报》的传播效果作初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