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年底开始，我国股市渐渐从2008年的低迷状态中走出来，进入快速上涨周期；随后股市的上涨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2015年3月中旬之后，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6月12日上证指数上涨至最高点5178.19点，6月15日深圳成指也上涨到18211.76点的最高点，6月6日创业板指数上涨到4037.96点的最高点。上证指数、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分别累计上涨超过150%、240%、300%。随后，三大股指开始急剧下跌，6月19日，A股1096家股票跌停，6月26日，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下跌285.68点、1293.66点、285.68点，跌幅分别为8.91%、8.24%、8.91%，当日A股共2049家股票跌停，三大股指全部接近跌停。从2015年6月15日开始至2016年1月28日结束上证综指、深圳成指、创业板指数分别累计下跌49%、50%、47%。　　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次股市危机，防止其进一步扩散而危及整个国家的实体经济，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股指期货方面，主要包括对保证金比例、平仓交易手续费、熔断机制的尝试和自律监管措施四种，这些措施有效的将多余投机力量挤出股指期货市场，并在短期内将迅速降低日内投机交易量，其对于高频交易和程序化交易的挤出效果异常明显，在如此严厉的监管和交易控制之下，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急剧萎缩，致使2016年全年的成交量还不足2015年的2%。　　本文的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进行阐述，并整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第二部分股指期货的相关理论，分别对股指期货和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相关知识做了介绍；第三部分为模型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对本文所用到的理论方法和模型做了简要的介绍；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分别对样本期内的三个不同阶段的股指期货与股指现货之间的价格动态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对实证研究结果做了分析总结，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三部分。通过对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在急涨、暴跌和调整阶段的价格波动动态关系的研究分析，来进一步探究我国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在不同阶段的领先-滞后关系，以及波动传导效应关系。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整体观测，来初步判断样本是否平稳；然后用单位根检验法去检验各组数据的平稳性；如果所研究的时间序列不平稳，就需要进一步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探究序列是否协整；如果序列平稳或者协整，我们接着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判断两组数据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然后对平稳的时间序列组建立VAR模型，对拥有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组建立VEC模型，然后通过模型初步分析了两个序列在长、短期之间的引导关系；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更加直观的和定量的分析股指期货与股指现货在长、短期的领先-滞后关系；最后通过建立VECM-BEKK-GARCH模型或者VAR-BEKK-GARCH模型来分析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前期价格冲击和条件波动的传导情况，以判断两个市场之间是否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以及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a）在急涨阶段，沪深300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VECM、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结果都显示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表现为股指期货对股指现货的引导；VECM-BEKK-GARCH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存在一个由股指现货市场向股指期货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这就说明股指现货市场的波动加剧了股指期货市场的波动。（b）在暴跌阶段，沪深300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VECM、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结果都显示：在长期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存在一个双向引导的关系，股指现货的领导效果稍强于股指期货，而在短期则表现为股指期货对股指现货的引导；VECM-BEKK-GARCH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存在股指现货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这就说明在该阶段，一个市场的波动性加剧，还会导致另一个市场的波动性进一步恶化，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这足以证明我国政府及相关机构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是必要而且正确的，避免了一场后果十分严重的股市灾难或者金融危机。（c）在调整阶段，沪深300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是VAR、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结果都显示：在短期，股指期货和股指现货存在一个双向引导的关系，股指现货的领导效果占主导位置，几乎完全支配了股指期货市场，而在长期则仍然表现为股指期货对股指现货的引导；VAR-BEKK-GARCH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存在股指期货市场向股指现货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这表明股指期货市场的交易会增加股指现货市场的波动性，也可以说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和股指现货市场的波动影响关系逐渐回归正常，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暴跌阶段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