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和重建，始终是和民族国家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而民族国家和国民身份的塑造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但同时它又是文化性的，以文化为中介，表达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就使中国文化重建涉及政治并从政治上介入到社会。 五四主要完成的是对旧传统和旧文化体系的破坏，接下来就面临文化建设的问题，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全盘西化”－“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中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试图与西方文明产生共鸣，但在心灵层面上，他们无法摒弃民族固有的精神图腾一五四先贤可以宣称摧毁儒教传统，但事实上他们尽管可以接受却很难理解儒教精神以外的信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新派人物开始初步掌握文教系统的行政权。加之时代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文教系统内部要求改革旧的文教政策，制定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文教方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民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从孙中山建国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用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构建训政时期新的文化教育宗旨，政府成为文化重建的主导性力量。 文化重建中如何对待传统历来都是焦点问题，南京政府的做法体现出扬弃的色彩，既宣扬新的理念，又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继承。一是重视其长期以来对普通民众心理形成的传统惯性作用力，在新政府初建时期，借助其道德教化的作用以抚慰民心，争取民意。二是国共分裂之后，借助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传统地位，希望将孔子所提倡“固有道德智慧”作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的一把利器，发掘其新作用。 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子见南子》一案”成为检验南京政府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重建工作成果的试金石。山东省立二师历来具有激进传统，国民政府北伐军进驻山东不久，学生在驻地曲阜上演了《子见南子》，史无前例地将孔子的形象搬上舞台，以戏剧的形式加以表现。孔氏族人长久以来深受反孔思潮的冲击，愤懑情绪越积越深，《子》剧的上演成为一个爆发口，他们控诉至国民政府，成为一桩公案。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官方的意见成为主导的力量，其间兼有全国范围内新闻媒介的争论和双方各种形式的直接对抗，如司法诉讼、武力威胁等等。官方的处理结果，更多地倾向于二师，表现了他们文化重建的决心；孔氏族人从固步自封中走出来，开始正视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山东省立二师延续了他们对新文化的追求和以激进的形式参与政治的传统，在后来动荡不安的社会乱局中，继续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