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经济作为我国底层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区域协调、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在“三农”发展质量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新时期,镇域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助推效用。黄河流经的农村地区居多,地区的镇域经济发展更具代表性。此外,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至国家重大战略层面,可见黄河流域的振兴发展对于我国经济格局的优化至关重要。从实际情况来看,黄河流域发展虽然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黄河上游区好,能够作为黄河流域发展的龙头带动整个黄河流域发展。但因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影响,镇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不断加大,影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基于镇域视角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对黄河中下游乃至黄河流域的镇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区域均衡理论、不均衡理论等基础理论,以镇域为研究尺度,构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空间分类法、核密度估算法、冷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研究区的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特征,同时对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空间分异格局的变化特征来看,研究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并且镇域单元之间的差异愈加凸显,大致表现为东部发展速度快且高水平区集中,西北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从分省特征看,陕西省镇域经济低速稳定发展,空间差异性并不显著;山西省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南部发展优于北部;河南省镇域经济在空间上的变化状态及格局特征突出表现为高水平区在省会郑州附近高度集聚,并辐射周边地区发展;山东省发展速度高,且大多镇域单元呈现飞越式发展,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高值区集中。整体来看,由“发展差距小、发展水平低”到“地区差异明显、整体水平提升”的转变明显,且东部快速高质发展,西部发展较缓。（2）从空间集聚特征变化情况来看,无论是单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镇域经济在研究区的空间集聚呈“东密西疏”的格局特征,高低集聚区在空间上的东西部极化现象逐渐显现。从分省特征看,陕西省镇域经济表现为“南密北疏”的集聚特征;山西省镇域经济的高密度集聚区在南部呈“三角状”分布,低值集聚区以北部为主;河南省的高低密度集聚区在空间上的变化状态整体呈“东北高西南较低”的集聚特征;山东内部的空间集聚性较低且地区差异明显,呈“西高东低”的集聚特征。整体来看,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升,高低值形成的东-西分异格局显著。（3）从空间关联特征的变化来看,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大致呈“东热西冷”的格局特征,表现为少数冷热点区在个数上或集聚程度的增加或降低,“山东热山西冷”的极化现象逐渐明显。从分省特征看,陕西省镇域经济冷热点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主要以“组团状”为主;山西省冷热点区基本呈“斑块”分布且空间变化状态相对稳定;河南的冷热点区大体呈“半包围”式分布,而从综合指标来看,呈“一热一冷一次”的空间分布格局;山东省内的冷点区在区域西部较为集中,热点区大多出现在中部或东部地区。从整体来看,突出表现为“山东热、山西冷”的空间格局,与空间分异格局特征和研究区经济的特征基本吻合。（4）为了进一步探究各指标对研究区域镇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大小,分别从单指标影响因素分析、综合指标内部因子作用分析两方面入手,进行定量化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影响因子进行归类排序,其影响力作用大小为:产业发展实力＞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其中,产业发展实力包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城镇化发展水平包括建成区面积占比和建成区人口占比,工业发展水平包括工业产值和人均工业产值。（5）结合现有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考虑到除定量分析外还存在其他难以进行量化的影响因素。因此综合考虑选取以下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来看,地形复杂且地势高低悬殊大的地区不利于城镇建设、农业生产、产业优化布局等各方面发展,导致地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2）政策支持为镇域经济发展提供重大驱动力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宏观导向作用,受政府政策帮扶较多的地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支持、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加速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3）区位条件能够为地区镇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客观环境支撑,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市场开放度高的地区,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的开展,镇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反之发展水平较低。（4）教育文化发展水平指一个地区教育文化普及和发展的程度,能够培养教育文化素质较高的创新型人才,进而为区域各方面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5）路径依赖能够为地区发展提供较为直接的发展方式,能够帮助经济发展更好地进入良性循环。但若滞后社会发展,路径依赖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