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是当前国内外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和研究热点。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在各领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以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补偿机制存在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补偿范围偏窄、补偿标准偏低等。因此,构建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有利于改善补偿标准偏低等问题,提高社会大众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为保护森林涵养水源,贵州省政府实施系列保护森林措施,这些措施导致流域上游损失发展木材经营、农副产品等机会,自身发展权利受限,下游往往无偿或低偿地使用上游溢出的生态效益,导致上下游经济发展差距更增,根据资源有偿使用原则,下游有义务支付补偿资金购买环境服务。本文以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背景,将流域与森林相结合,以期通过流域上下游相关利益主体对其所获的森林生态效益付费以构建横向补偿模式,提出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新思路,提高流域内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增强流域内的环境、经济联系以激发流域居民的环境保护积极性。文中分别从“为什么补”、“由谁补”、“补多少”、“补偿资金来源与去向”、“如何保障”等几个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流域上下游演化博弈模型、核算研究区森林生态环境建设的直接投入成本、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森林生态效益价值及研究区居民的意愿等指标,分析不同经济主体在各项森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中的受益比重确定补偿资金分摊权重,引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构建倒S型曲线模型分配补偿资金,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现状的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框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流域森林生态补偿实质是一种市场交易,但这种市场交易目前不能自由进行,需要一定的约束激励机制,生态补偿本身就具有交易性质,无论是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亦或是受益者付费都是向保护者购买环境资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文中通过静态博弈分析表明仅依靠上下游地区自主选择策略不能达到社会期盼的最优策略,因此引入第三方的约束激励机制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在一定的激励约束下,上下游地区可形成最佳的交易方案。(2)流域森林生态补偿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鼓励其他社会群体参与生态补偿。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公众环保意识不强的阶段,我国生态补偿机制中政府为主要补偿主体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但补偿主体、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也是必须的。(3)现行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标准应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随之提高。文中以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例,核算了各社会发展阶段的补偿标准,以直接投入成本为依据的赤水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第一阶段补偿标准额度为42.67元/亩;以发展机会成本为依据的赤水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第二阶段补偿标准额度为183.32元/亩;以森林生态效益为依据的赤水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第三阶段补偿标准额度为791.82元/亩。文中调查了现阶段研究区居民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作为现阶段补偿标准的参考值,流域上游居民的受偿意愿为27.35元/亩,下游居民的支付意愿为31.69元/亩,当前阶段以居民意愿为补偿标准依据参考值的补偿额度为29.52元/亩,核算结果均高于现行标准。(4)流域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分摊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可分摊部分补偿资金到资源使用者。文中利用AHP法分析各项森林效益的重要性排序及熵值法分析不同补偿主体在各项森林效益中的比重确定贵州省赤水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中不同补偿主体的资金分摊权重,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共占比31.37%,下游企业及居民占比28.71%,旅游景区占比17.62%,游客占比16.52%,上游企业及居民占比10.20%。之后,基于意愿调查法对流域下游居民提升基础水价的接受意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愿意支付补偿资金的居民中有80.19%的居民愿意接受这种方式为生态环境付费,表明以提升基础水价的方式吸纳补偿资金是可行的,根据意愿调查公式计算出下游居民愿意接受的最大水价提升幅度为0.18元/m~3。(5)有必要合理分配流域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各地区的补偿资金存在不平衡的现状,没有考虑到各地生态建设成本和生态系统发挥效益的差异性,补偿资金按经济发展水平倒S型曲线分配更符合“再分配”要达到的目的,经计算赤水河流域上游七星关区、大方县和金沙县的补偿强度系数分别约为0.3169、0.3180、0.3150。(6)基于以往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和实地调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以完善:(1)完善流域森林生态补偿“顶层设计”,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专项立法;(2)构建社会资本参与流域森林生态补偿的利益机制,实现生态补偿机制可持续发展;(3)建立健全合理的补偿标准体系减缓我国生态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4)完善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激励机制促进生态补偿项目高效有序实施;(5)完善生态补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