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是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普遍且长期存在于城市发展过程之中。中国曾经经历经济转型时期,衍生出新城市贫困现象,随后进入新世纪以来又面临着快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新城市贫困浮现出新的特征,因此,探讨新时期中国大型城市的贫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南京都市区为研究案例,基于街道层级以及社区层级,采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统计资料,运用核密度估计、Pearson相关系数、空间自相关以及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讨论新时期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异特征。街道层级结果显示: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方面,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基本沿袭转型时期即2000年左右的空间格局,并随着整体贫困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区域之间贫困人口规模差异程度显著缩小;贫困人口空间集聚方面,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其中热点区域大都位于内城区以及主城区,即绕城公路以内,而绕城公路以外靠近中心城区并且贫困人口较多的街道,未显现出集聚特征;新时期的贫困人口构成以及城市贫困空间治理导向都发生了较大转变,当前以及未来城市贫困空间治理应该重点关注未成年的贫困群体、无业的贫困群体、有就业能力但未正式就业的贫困群体以及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其中需要尤为重视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及其就业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将时间节点延伸至2000年,进而整合新世纪以来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其中,归纳得到隐蔽型贫困人口居住区、安置型贫困人口居住区以及复合型贫困人口居住区三种贫困地域类型的区位属性和空间特征。社区层级结果显示:社区层级与街道层级的贫困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是能够捕捉得到更多有效信息,其中,城市拓展区域以及郊区偏远区域贫困人口较多的社区拥有众多保障性住房,证实保障性住房是贫困人口的主要居住区域,绕城公路以外靠近中心城区的社区发生了高值集聚,证实空间尺度影响着集聚特征的识别;街道层级与社区层级的属性指标空间集聚存在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其中社会身份类别以及劳动能力类别的多数属性指标,仅在社区层级显现但无关紧要的集聚效应;无业状态可能只是刑释解教人员的外在表征,驱动其发生贫困集聚的核心因素更多地应该归结于其内在属性;社区变异与街道变异某种程度上是同质的,但是社区变异对于总体变异的解释力度远大于街道变异。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梳理城市发展政策以及城市拆迁政策,深度剖析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其中,可归纳为市场机制、政府职能以及社会行为三大主导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贫困空间延续、贫困空间重构以及贫困空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