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广西京村12户少数民族家庭的实地调研,聚焦民族文化资本与少数民族家庭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本文在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民族文化资本对少数民族家庭代际流动影响的分析框架,按照“资本积累—资本互动—资本转换”的研究逻辑,分析京村向上流动家庭和代际流动反复家庭在民族文化资本积累与转换过程中的差异,从而对民族文化资本影响少数民族家庭的代际流动进行系统性研究。研究认为,行动者民族文化资本的存量、增量和质量变迁过程受到时间、空间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家庭中的一代行动者往往只具有民族文化资本存量。二代行动者在积累时间和日常生活式教育空间的影响下,基于自身毅力、勤奋、信心等优秀品质的支撑,实现了民族文化资本的增量发展,并借助时代契机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部分三代行动者在教育投入、陪伴时间投入的情况下多数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滋养,既获得了民族文化资本的增量,又提高了质量,实现了继续向上流动。缺少这些投入的三代行动者出现了向下的社会流动,造成了家庭代际流动反复的现象。研究发现,民族文化资本可以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转化。民族文化资本经过有效的社会资本化,通过民族文化的符号更好地集聚各种资源,可以为行动者扩大社会网络提供支撑。民族文化资本富有者通过参与各种市场活动以及获得各种奖励,从而实现其对经济资本的转化,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民族文化资本的政治资本化过程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层面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族文化资本拥有者的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为行动者的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和资本转化过程,在对行动者家庭向上流动和代际流动反复的案例分析中,发现了民族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着三种明显的机制。第一种是职业提升过程中的遴选机制。研究发现,民族文化资本丰富的二代行动者在初次职业获得中并未发挥这种优势,只是在面临职业变迁的契机时,他们才基于民族文化资本实现了有效的职业改善,从而助推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此过程中民族文化资本的遴选效应显著。第二种是行动者地位变迁中的弹性支撑机制。主要体现在其有效利用民族文化资本实现了社会网络的扩张、社会活动参与量的增加、经济地位的提升、社会声誉和政治资本的获得,从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过程中。第三种是行动者地位巩固中的符号光环机制。正是基于前面的向上社会流动过程,行动者拥有了各种资源、荣誉、政治身份等一系列符号,为其后致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一种光环效应,有效保障了其各种利益。相反,缺乏民族文化资本的一些行动者无法通过遴选,获得职业地位变迁的弹性支撑,也无从拥有上述多重光环,保障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终出现了向下的社会流动。研究表明,不论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京村的民族文化资本对其持有者的社会流动的影响作用都很明显。拥有较多民族文化资本的上层社会群体,通过家庭内的代际传递和各级教育,在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维护其原有的优势阶层。处于下层社会的群体借助民族文化资本也可顺利实现向上流动,跻身于上层社会,改变其低下的社会状况。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四项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对民族文化教育进行积极的政策干预;第二,健全行政和市场机制,加大对民族文化开发的投入;第三,完善制度,加强民族文化传承人队伍建设;第四,优化路径,提升民族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