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我国媒体融合浪潮中地方传媒集团的转型实践,希望通过记录与分析媒体组织转型中的知识劳工在面对组织转型时发起的新媒体赋权抗争,探究媒体融合进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媒体从业者所起到的作用。在本文中,“新媒体赋权”指社会公众在遭遇管控、压制、剥削等不合理待遇时,整合借助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通过公开发声、转发言论、组织活动等方式表达态度,并动员具有相同诉求的个体,实现话语权、传播权和劳动权的自我赋予,以此捍卫自身利益、进行平等对话、改变不公平境遇、维护自身利益,最终直接或间接促成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活动;“知识劳工”特指在新媒体公司参与创造性劳动、生产原创知识产品的媒体从业者。基于对政策背景和现有研究的梳理,本文以地方报业集团的新媒体产品X及其内容生产者为研究对象,笔者以实习生身份进入X,进行为期61天的参与式观察,同时在12个X新媒体社群中进行为期120天的虚拟民族志研究,探讨知识劳工与组织在观念、权力、利益等发生冲突时,如何通过新媒体为自身赋权,具体提出了以下问题:(1)媒体融合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劳工的新媒体赋权涉及哪些权?(2)面对组织制度冲突,知识劳工如何利用新媒体自我赋权与抗争?(3)在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中,知识劳工抗争与媒体融合制度设计之间的相关性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对X知识劳工辞职信事件的深描,本文发现,当前传统媒体融合创新所推出的“新媒体产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治调控、资本运作、生产理念、技术应用等各方力量的博弈。当组织与个体的诉求相背离时,资本掌权者对组织架构的调整,意味着知识劳工话语权、传播权、劳动权的消减与回收。面对制度调整造成的冲突时,知识劳工会将兼备生产工具和传播平台双重身份的新媒体培育为自身的赋权器,并选择特定的互动策略与组织权力博弈,通过新媒体实现协商性沟通,以及矛盾激化时与组织决裂的对抗性行为。在抗争中,知识劳工借助原创内容在新媒体的传播,为自身赋权聚能,实现抗争诉求的同时,巩固自己对专业身份的认知。媒体融合这一时代背景,为新媒体赋权行动提供了支撑。当下的媒体融合转型,为知识劳工的赋权抗争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新媒体带来了新的工作方式和就业机会,知识劳工的流动性得以增强,而伴随着优质的内容生产者成为稀缺资源,身居卖方市场的知识劳工,其生存空间更富有弹性,赋权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得以显现。新时期的传统媒体在解决新旧媒体冲突与合作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知识劳工群体在在融合转型中产生的影响,让新媒体产品回归“以人为本”、“以受众为本”。充分发挥“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积极作用,对于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实践而言意味着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