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面信访并使之制度化、法治化是当今中国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诸多棘手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大量的社会冲突、矛盾、失序现象往往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应该说,信访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信访本身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全局问题的综合反映。与群众高涨的信访境象相比,我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却显得相对滞后并弊端丛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的信访制度对信访困境的化解效果不佳,从而缺少效用合法性；另一方面,当前的信访制度与法治建设的大方略有所背离,从而缺少法理型合法性。特别是当人们为了提升制度效果而强化信访制度时,人们发现信访制度与法治建设的目标更加抵牾；反过来,当人们为了推进法治建设而弱化信访制度时,人们又发现信访制度的效能更加式微,由此形成信访制度上的悖论。为了解决信访制度悖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要么是废除,要么是强化。如何化解信访制度悖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发展道路。为此本文认为：对于信访制度,我们既不夸大,也不抹杀。在当前我国的司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各种权力制衡和社会正义的维护还不尽如人意,信访制度作为一种补充性救济制度,对于疏导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来说有相对长期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同时,我们又不能因为看到信访制度对解决社会问题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现实作用,而对信访制度有碍于法治建设予以选择性失明。本文认为废除论者主要犯了一种只关注程序法治而忽略了实体法治的错误,而强化论者则主要犯了一种只看到信访制度基于实体法治的治理功能,而忽略了当前信访制度客观上对程序法治的结构功能有破坏作用。质言之,信访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政治法律制度,它的兴衰存废对于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只能以程序法治和实体法治相结合的法治主义来审视和彻底改造信访制度,这既是锻造有效、健康、科学的信访制度的基础,也是真正建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基础。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先贤思想洞见、今人学理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在政府部门长期分管信访工作的实践感悟,最终把分析研究的视角定格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景,阐述信访制度法治化问题,以期对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定位和重新建构给出自己的看法。在具体内容上,本文按渐次深入的方式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这部分主要探讨研究的缘起、相关概念及相关理论,尤其是通过重点深度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得出文章的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部分,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当代根源。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信访及信访制度的产生、发展、原因进行梳理,揭示了信访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交错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政治法律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制度。第三部分：信访制度的社会价值。在侧重于实体法的当代理解基础上,主要集中于“五个有利于”,即：有利于人民权利的保障；有利于人民民主的实现,有利于政府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有利于社会稳定。第四部分,信访制度的多维困境。现存信访制度极易造成信访人“信访不信法”,闲置正常的司法资源、破坏司法独立原则。极易造成基于权利本位的现代公民意识形成受到梗阻,“臣民思想”和“清官意识”抬头,还导致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信访需求和落后的信访解决问题能力之间的困境无法得到舒缓。与之同时,信访制度悖论也因此展现：当人们强化信访制度而实现信访功效时,信访制度的法理型合法性日益受到挑战；当人们弱化信访制度而彰显法治精神时,信访制度的效用合法性则日益受到挑战。第五部分,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造。本部分在借鉴域外相关经验基础上,主张走出信访制度的中国困境,必须对信访制度予以彻底的法治化改造。这种改造途径或管道有赖于两种方式：第一,信访制度作为辅助性的治理系统,必须依附主导性的治理系统即法治系统而存在和发展,这个法治系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只能是以人大—司法制度为核心的法治治理系统,其关键任务仍然在于不断激活这个主导性的治理系统,如果缺失这个主导性法治系统,信访制度必将失去依附主体而无所适从；第二,信访制度作为辅助性的治理系统,必须通过彻底改造,而走上法治化。我们应当在借重信访制度时,应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访制度对法治地位和权威的损害为原则。从长远来看,伴随着法治系统的逐渐成熟与完善,信访制度必将成为法治系统的一个并行不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赋予信访制度新的模式和新的生命力。第六部分,信访制度法治化改造的环境吁求。信访制度法治化的生命力不在逻辑,而在于法治化的历史实践环境。为了促动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造,当代中国需要从如下四个方面构筑理想的法治环境：加强信访制度法治化的政治环境建设；加强信访制度的司法环境建设；加强公民的法治理性教育；加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第七部分：结论。主要概括出本文的几点基本结论,并提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