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聪明、机警、狡黠、多疑，它们善于居住在土穴和树洞之中，并经常出没于距离人类住所不远的地区。因此，人类对狐并不陌生，反而具有一种亲切感。然而，笔者在本论文中所要讨论的并不仅限于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而是在充分地了解狐的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找出文学作品中的狐与人类思想观念或特性的相似之处，通过类比思维的方式找到二者思想情感的切合点，从而探讨其在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属性。文学作品中的狐身上，早已深深地刻上了人类思想的烙印，是已经被逐步地人格化了的狐，在它身上寄托了无数人类的意识情怀，成为了观念的载体。狐作为中日民间宗教信仰广泛崇拜的对象之一，常以变化莫测、神通广大而又颇通人性的形象出现。笔者在大量的文献整理和阅读后发现，“人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婚恋话题，在中日两国的古典作品中尤为显著。婚恋中由于有了“狐”的加入，其向人们所展示的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更加全面深刻，在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心理等研究方面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中日两国有关“狐”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到清末，日本到江户幕府为止），先从宏观上梳理出“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的基本情况，从而把握两国狐文学的基本模式，然后探讨二者形成的社会及心理原因，认识“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背后的本质，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最终达到揭示中日两国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目的。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由四个小节构成。第一节主要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介绍了狐的基本属性，如狐的外貌特征、种类、分布等，也特别地将狐与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区别；第二节则以图腾狐为出发点，概括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民间故事及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第三节与第四节则是以中日两国的狐信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狐信仰源于中国，后远渡重洋传入日本，在日本又经历了与日本本土的蛇信仰相互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成为日本国民广泛推崇的民间信仰的过程，这些内容在第三节与第四节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章是由三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第一节中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异物婚恋故事”进行了界定，指出本论文由于是以“人与狐”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此取其“狭义”，即以人与动物以及由动物衍生出的神异身份之间的异物婚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第二节中主要论述了异物婚恋故事所产生的原因，笔者分别从“万物有灵”观念、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同时揭示了异物婚恋故事中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及“人类社会征服与被征服的性关系与性意识”等本质性问题；而第三节中则是以“异物婚恋故事的类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此项研究笔者主要选取了德国学者艾伯华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著的《日本昔话集成》作为依据，分别从类型、数量、故事梗概和地域分布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最终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章是本论文中分量最重的一章，它是由五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本章中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妻型”作为研究对象，将中日两国存在“人狐恋”情节的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作品的核心情节如报恩、复仇等骨架部分所表达的内容为根本出发点，又将“狐妻型”故事进一步划分为神婚式、圆满式、悲情式、复仇式和淫欲式五种类型，各成一节。笔者在每小节中都分别针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比两国狐意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探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之所在。第四章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围绕着中国文学作品中狐男的意象特征进行的讨论，其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既有博学多识的书生狐，也有异物婚恋故事中的“狐郎”等；二是探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狐男意象，以及日本文学作品的异物婚恋故事中为何几乎不存在“狐郎”的原因。中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狐妻型”故事相对），由于“狐”的男性形象数量较少且十分琐碎，因此，笔者是将“人狐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非人狐恋”中狐的其他男性形象，如狐博士、狐友、狐父、狐仆等合并在同一个章节之内，再分别进行研究论述的。第五章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非人狐恋故事中的人与狐，笔者分别从“和谐共处的人与狐”和“相互对立的人与狐”这两方面针对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狐关系”问题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然后又针对“狐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总而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的对比研究，来探讨意识形态系统的深层文化，探索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层面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发现作为同属汉文化圈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最终探求中日两国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