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世纪初,正好处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新科学、新技术的应用在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工人就业的难度。而新式工厂和新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工人失业的速度,因此造成19世纪后期失业工人逐渐增多,而经济增长依然缓慢的情况。工薪阶层收入的减少或中断,又直接导致个人健康状况的恶化,疾病伴随着贫困而生。社会经济的变化并没有推动相应的公共服务制度的变革,特别是与疾病相关的健康服务变革,传统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英国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们对于健康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认识与思考由来已久,新自由主义就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与集体实现和谐、个人与集体实现统一。而实现和谐与统一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是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它提供满足个人需要的公共服务,支持个人自由的发展,实现社会整体的自由与进步。同时,国家更应该是公平与正义的捍卫者,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向社会的不平等开战,维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捍卫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者认为,英国社会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别是土地的私有制度以及大地产制剥夺了广大劳动者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实现经济自由的可能,从而丧失获取平等的权利。他们普遍主张通过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国有化,增加财产税、遗产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扩充政府财政积累以建立普遍免费的社会福利体制,保证工薪阶级从经济的发展中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才’能保证公民从根本上实现经济自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健康保险法》是英国自由党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实施社会改革的一次尝试。这一制度设计的目标是通过消除疾病的影响来消灭贫困,它为英国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能够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带来的生活压力。《健康保险法》带来了社会观念上的巨大变革,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不但应该组织社会生产,更要协调社会生活,充当社会活动裁判员的角色。当这一观点随着健康保险制度的运行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各种大规模社会改革的条件也逐渐成熟。国民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英国多年的社会贫困和疾病问题,促使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普选权的实现是推动英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重要力量。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决定了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必然与广大民众获得社会政治权利的过程相一致。因为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为选民的利益考虑,就无法获得长久的支持。英国各政党对于国民健康服务的规划和建设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他们对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态度又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尽相同,对健康服务体系的制度原则和将要采取具体措施的要求也不同。因此,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明显带有英国政党政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