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潮,重商主义从16世纪产生到现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在深深的影响和改变着这个世界。理论上,除了数不清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历史上几位主要的经济学大家都曾经研究过重商主义的相关理论,包括Adam Smith, John Keynes, Joseph Schumpter,和Paul Samuelson等；实践上,自其在16世纪产生后五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史,重商主义在一半以上的历史时期是占主导地位的。本文的理论研究工作试图提出一个重商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商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以及为如何发展重商主义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在回顾其发展历史和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把重商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发展理论,分别在小国开放经济,大国开放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几个模型框架下讨论了重商主义发展和资产积累,经济增长,福利和汇率之间的内在联系。第4章在一个没有货币的小国开放经济框架下,讨论了发展重商主义和国外资产积累以及最优社会福利的内在联系。本章首先给出了重商主义经济鞍点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关于资产的效用凹性一定大于和等于关于消费的效用凹性,而且两者的比值有一个由利率和时间贴现率决定的常值的下界。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重商主义发展程度越强的国家,国内外产品消费水平,资产积累水平和最优社会福利水平就越高；进口关税水平的提高会提高长期均衡的总消费水平和国外资产积累水平；而且,我们还证明了H-L-M效应是存在的,即进出口比价的恶化会降低国外资产的积累水平和增加当前账户的赤字。另外,与Obstfeld(1981,1982)通过引入Uzawa(1968)内生的时间偏好在小国开放禀赋经济中找到动态不同,本文和Zou(1997)一样都是通过在效用函数中引入状态变量同样可以在小国开放禀赋经济中找到动态。接着,通过在第4章模型中引入货币和外汇,第5章的模型在重商主义发展的框架下重新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本章首先给出了类似于第4章的重商主义货币经济鞍点收敛的充分条件。接着讨论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除了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以外,其他各种干预政策,包括消费税的增加,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加强发展重商主义和政府持有外汇的增加,都提高了长期的消费水平和国外资产积累水平。本章的研究为重商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宏观干预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第6章,本文把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推广到异质性偏好和全球金融开放的随机框架,进而讨论发展重商主义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特别地,考察技术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问题。结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相同的技术冲击,不同国家由于偏好参数的取值范围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增长效应。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是不同的。在经济一体化之后,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了,而有些国家可能经济增长更慢了,而这也取决于一个国家偏好参数的取值范围。重商主义发展的经济模型可能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解释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而在第7章,本文把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推广到大国经济的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可以考察汇率决定的复杂动态。研究发现,货币冲击,消费波动和外汇持有的冲击等因素共同决定了短期汇率变化的复杂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