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我国脱贫攻坚战役宣告全面决胜。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贫困地区乡村正式步入脱贫后振兴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两项战略的逻辑衔接、系统耦合与协同发展,成为“后扶贫时代”脱贫乡村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作为我国区域性整体脱贫的典型空间单元,滇西南贫困乡村历经四十多年阶段性扶贫历程,呈现出显著的乡村空间重构格局,其脱贫解困的作用巨大,但也因“扶贫行政嵌入”难以避免的任务型、短周期、经济性特征,在消除空间发展的历史病根的同时,也诱发了新的空间问题,并部分内含了乡村社会、经济（生计）、文化发展的局部风险,成为脱贫后向乡村振兴转进的不稳定甚至是消极因素。如何妥善治理新空间问题、消解负外部效应及潜在风险,关系到滇西南脱贫乡村能否实现高质量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由此,本文借用空间生产理论,针对滇西南贫困乡村的地域、文化特性以及阶段性扶贫过程所呈现的乡村空间重构现象,围绕滇西南乡村空间生产形成“原点——转型——结果——隐忧——创新”的研究脉络。同时,基于持续五年对滇西南贫困乡村的认知研究与扶贫实践,利用乡村空间演变的信息监测平台,在回顾性考察滇西南贫困乡村空间生产的历史特征基础上,系统性解析“扶贫行政嵌入”下乡村空间生产机理转型及其空间重构实践结果。在此基础上,识别空间重构的问题以及潜在风险,进而结合脱贫乡村空间生产的新时代逻辑,提出“后扶贫时代”适应性的重构策略。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性回顾了扶贫行为介入前滇西南贫困乡村空间生产的历史原点。基于持续五年对滇西南贫困乡村的认知研究、广泛的文献查阅与实地调研,整理归纳了滇西南贫困乡村空间的基础环境,发现滇西南贫困乡村空间生产遵循自组织、适应性、封闭型、稳定态的历史机理。从扶贫前的滇西南贫困乡村三生空间初始特征来看,表现为适应于特定历史文化与地域生长环境的“大分散、小聚居、简陋型、低质化”的乡村三生空间微观形象。第二部分:系统讨论了扶贫背景下的滇西南贫困乡村的空间生产转型。研究基于滇西南贫困乡村的地域性扶贫工作历史过程,借用嵌入性理论,从主体嵌入、制度嵌入、力量嵌入三个维度解释了扶贫行为对贫困乡村空间生产的嵌入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随着阶段性扶贫行为的行政嵌入,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空间的生产过程,传统乡村空间生产的自组织动力机制被打破,转入一种权力绝对主导下的任务型、多主体、规训化、开放式的空间实践机理。第三部分:从乡村三生空间的分析性维度与社会空间的综合关联维度,细化论述了乡村空间生产的实践结果,对乡村空间生产转型解释框架提供实证回应。基于研究所确立的样本乡村的长时段监测与客观评价,发现阶段性“扶贫行政嵌入”推动贫困乡村三生空间呈现规模化、高质化、功能复合化的重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乡村生活空间的形态分化与品质改变;乡村生产空间的场所集聚、集体化生产与规模化衍生;乡村生态空间的格局修复与功能复合化重构。第四部分:预警性识别并研判了乡村空间生产与重构可能蕴藏的系统问题与风险诱因。微观尺度的空间重构在治理乡村空间历史病根的同时,也制造出一些不适应、不经济、不匹配等新空间问题,如空间格局的感知性失衡、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失序、生活空间的稀释化格局、文化空间的供给性剥夺、以及同乡村振兴目标要求之间的耦合性偏差等。这些问题通过空间生产的社会化传递进而催生孕育为社会、生计、文化等多维度脆弱性发展风险。第五部分:主要结合两年来的乡村建设实践,解析“从脱贫到振兴”的乡村空间生产再转型特征,并探索性建构三力驱动下的上升循环空间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后扶贫时代”乡村多维协同重构策略。一方面,应实施健康化的空间诊治,推进集约化的空间供给,跨越利益化的空间陷阱,推进乡村三生空间微观品质提升与均衡布局;另一方面,协同稳固社会治理结构、增强可持续生计能力、重塑地域文化共同体,适应性匹配新发展阶段所要求的共组织、适应性、开放型、品质化的空间表征形态,保障脱贫乡村高质量振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