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理想国》描述的“洞穴隐喻”是现代性启蒙叙事的滥觞,当中的主角苏格拉底,毕生致力于以理性追问真理及正义却因“不敬神”、“腐蚀青年人的心灵”获罪而被处以极刑。越过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管辖着理性的“黑暗时代”,直至欧洲大陆兴起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理性之名的启蒙时代终得以开启。理性与启蒙既是现代性的地平线,也是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的原点。但理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根本不能形成操作性的结构体系,也无法制度化,支撑它的制度只能是虚设的,如果该制度是一个实体,理性就缺席了。启蒙的合法性是通过预设了一个无限光明的历史进步观,知识(科学)是人获得自主,走向光明的唯一选择,由于存在着有智者与无智者之分,那些“有思想的人”肩负着引领“处于未成熟状态”的大众摆脱愚昧,走向光明的崇高使命建构起来的。启蒙的自我定义回避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问题,它的自我合法化显然是不自足的。这就是理性与启蒙的困惑。在实践层面,现代性是以“工具理性”逻辑展开的。现代大学求诸于民族文化的思辨叙事也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无孔不入,这种宏大叙事早已瓦解。在现代性合理化地建构秩序的境遇下,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立法者”到阐释与批判者、从“异乡人”到“定居者”的转向;大学在“工具理性”的压力之下也相应地“走出象牙塔”,踏进“服务站”而蜕变成“多元化巨型大学”并晋升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对于作为大学功用——社会阐释与批判——的行动者——知识分子,大学本该“提供一个准乌托邦的空间”,但随着的学科知识的日益专门化、学术生活的日趋秩序化,知识分子获得来自大学的承认越多,其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对权势阐释真相的独立本性与批判潜能则越少。其结果,知识分子与大学的机能——社会阐释与批判——也随之被束缚而遮蔽了。这就是知识分子、大学与现代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