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Ta Kung Pao)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1926年9月由新记公司复刊,史称新记《大公报》。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所在历史时空的特殊,其日本报道非常具有代表性。拉斯韦尔曾指出环境守望是大众传播最基本的功能,及时、准确、完整地获得国外,特别是邻国和大国的最新动态及发展趋势是大众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和责任。随着钓鱼岛争端及日本解除集体自卫权事件的升级,中日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不断见诸于各大媒体。去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今年则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让笔者不禁想了解有"20世纪中国百科全书”之称的《大公报》在当时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是如何进行对日报道的,又是如何完成自己的环境守望功能的,以期对当下的大众媒介有所启发。目前学界对《大公报》日本报道的研究十分有限,而关于其他报纸的日本报道研究也多从近代史、政治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从新闻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不多。黄旦教授在《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一文中探讨了报刊史研究的本体问题,他认为报刊是报刊史的合法主体,也是其中心,新闻史学者应该站在报刊的立场,探究报刊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文献的“故纸堆”。本文即是在这种新闻本体思想的指导下,从新闻史学的角度对《大公报》的日本报道进行一细致的梳理。本文以1926年9月初——1931年8月底新记《大公报》的日本报道为核心史料(包括文字和图片),有关日本的论说也列入研究范围。日本的个人、团体、日本国是整篇文章的报道主体或主体之一则认定为“日本报道”。这段时间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大公报》对日报道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但相较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仍属平稳,更易于把握对日报道的特点。本文第一章着重分析新记《大公报》与日本的关系,从其创刊、复刊经过；所处的社会背景；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几位主要报人的留日经历来剖析《大公报》与日本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下文考察在跌宕起伏的时局下,《大公报》对日本有何种程度的关注和了解,如何呈现日本的形象做铺垫。本文第二章着重对新记《大公报》的日本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1926年9月-1931年8月间的《大公报》日本报道为研究对象,随机抽样了共2859篇报道。首先统计其消息来源,根据信息获取方式和地源将来源分为本报言论、国内专电、日本及海外专电、编译日本及海外报刊杂志、转载国内报刊杂志、其他电讯、公函、私人信函及读者来函。其次将日本报道按内容分为政经类、文教社会类、军事外交类、中日关系类并逐类分析。本文第三章从内容和编辑两个方面分析《大公报》日本报道的特点,并从中总结出《大公报》对日报道的态度。本文从宏观上将《大公报》对日报道的态度分为中立、感性亲日、反日三类,着重分析《大公报》对日报道时是否保持了严肃大报的客观态度,以及其言论所抒发的《大公报》报人对日本的复杂情感。本文第四章主要考查《大公报》日本报道所产生的影响。首先从其发行概况,如发行量、发行区域、受众类型,以及读者的反馈互动情况粗略评估其产生影响的范围和强度。其次考查《大公报》日本报道对于社会舆的影响。最后考查《大公报》与政府对日政策态度是否一致,分析该报对“敢言”传统形象的维护过程。历史已为我们所知晓,但处于当时的《大公报》及其同人却无法预知“未来”。在国难来临之际,一向以“言论报国”的《大公报》坚守了一家大报的品格,及时、全面、客观地报道了日本的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舆论环境,帮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