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理论诞生于美国,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有避免侵犯个人隐私的责任。与此同时,媒体作为社会的传声筒也有保障公众知情的责任。如何确保媒体在涉及隐私报道时既实现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又能够发挥社会知情的作用,这是美国新闻法律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所有国家在媒体规制中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1890年是美国媒体规制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19世纪末隐私权理论诞生之前,个人隐私在面对媒体不合理的披露之时,只能借助于诽谤诉讼进行有限的保护。对媒体保护隐私的不力直接促成了隐私权理论的诞生。隐私权的理论提出后,美国法院通过针对广告披露私人肖像的诉讼确立了法律上的隐私权。此时隐私权保护在媒体规制中得到了重视,并成为之后媒体规制的主要发展方向。20世纪40年代是美国媒体规制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对于媒体的管制手段越来越严厉。随着知情权运动的兴起,公众相比于隐私权保护,更担心社会知情权受到政府压制,知情权在媒体规制的法律中得不到保障,这直接促使了媒体规制相关法律发展的转向,即从注重隐私保护到侧重公众知情。在40年代“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案”中,保护知情权开始在案件判决中得到重视,而传统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重要性则开始下降。20世纪70年代又迎来了美国媒体规制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表达自由”的解释,从最初单纯的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开始与保障公众知情权结合起来。通过70年代的“考克斯广播诉科恩案”,媒体获得了披露公共记录中包含的个人隐私的权利,并且为以后的隐私诉讼找到了宪法抗辩的基础。隐私保护受到的关注越来越低,而知情权保护成为媒体规制时的主要偏重方向,隐私保护在媒体规制中已变得有些名存实亡。总之,本文通过美国媒体规制中隐私权保护的历史梳理,探讨了隐私权保护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地位变迁,得出了美国在个人隐私保护与公众知情方面的权利取舍最终偏向了知情权保护,隐私权保护已变得有些形同虚设的结论。美国在媒体规制史上的隐私权保护取舍对于我国完善相关媒体规制立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