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一项基础性权利,在制度的适用上涉及了很多实体与程序问题,公司法在相关条款上语焉不详或者是过于原则性。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公司法解释四》弥补了诸多方面的不足。为了检验《公司法解释四》中关于股东查阅权规定的实施效果,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地区的160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一些顽疾依旧存在,例如:在学界争论许久的会计凭证能否查阅?司法解释新增了对股权转让的股东的规定,而对于瑕疵出资股东、隐名股东的行权问题却并未提及;“正当目的”到底该如何界定?涉及这些问题的规定不明导致了裁判结果不一致的局面。行文分成四大部分,围绕样本中呈现出的三大焦点问题依次展开。第一部分是对样本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概述。第二章至第四章是主体部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以及专家学者的观点对三个问题依次作了详细的论述。每个章节的末尾,笔者通过观点的碰撞和域外法中相关规定之精华,提炼出了自己的观点,试图用平衡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方法来完善股东查阅权制度。第二章的研究的行权主体分别是瑕疵股东和隐名股东。司法实践中对此基本形成了一致的判决意见,瑕疵股东是查阅权的适格主体,隐名股东只有经“显名”处理后,具有了权利外观,方可以行使股东查阅权。第三章是老生常谈的查阅权行使范围的问题。笔者结合司法裁判和各学说的观点,指出了产生症结的原因:传统的以权利客体为中心的逻辑不足以满足现实之需。笔者采取了折衷说的观点,提出应该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分析查阅目的,动态地划定查阅范围。在把原始凭证纳入查阅范围的同时,又要对查阅权予以限制,保证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平衡。第四章围绕着“正当目的”这一主观概念展开,针对“不正当目的”的三种情形作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诸如适用性不强等问题,例如“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较为复杂,判断标准莫衷一是;第三种不正当目的条款的时间追溯“前科”的制度欠缺科学依据等。实践中,“正当目的”出现了价值中空的现象。作者认为,应当正面规定出集中“正当目的”的情形,在解决疑难问题时,不能僵化、程式化地运用法条,不应该过度保护股东的利益,要在个案中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动态地去剖析股东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