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是以浩然1956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到2000年初的“口述自传”《我的人生》这45年间创作的叙事作品为主要研究文本，探讨文化语境对历史叙事的影响。论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浩然的小说创作展开两个“向度”的联系研究。一方面阐释作者作为一位乡土作家的主体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创作个体在阐释意识形态过程中又创造了一个赖以生存的“乡土”世界，从而形成了浩然小说中“想象的乡土”和“乡土的想象”的复杂夹缠的审美图景。 浩然描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某些“事件”，浩然的描写本身也是“事件”，研究这些事件及其隐喻于事件中的价值意义，既是我们研究展开的起点，也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并且在反思意识形态化的创作与批评的同时强化作品的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从而有别于以往研究对浩然的观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