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选取延安时期(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毛泽东东渡黄河)这十三年,中共报刊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史实的内容分析和对当事人的访谈,并结合当下的舆论态势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对比来启迪当下党媒的新闻传播实践,纠偏市场化格局中媒介生态的价值错位。延安时期向前链接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20年代的五四文学,向后链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且经历了从“外来思潮的被动启蒙”到“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主动建构”,从个体性启蒙到群体性启蒙的这一特殊过程。在既往的研究中,由于附丽于革命史范式之下且缺乏学术想象力,“延安时期”、“中共报刊”、“群众路线”大致分列于不同领域,并未构成有机结合。就已有成果看,关于中国现代新闻理论源头的延安时期研究仍存在在内容、框架与方法上的“内卷化”,除了对以往材料的缀葺与罗织外,启迪心智、惠泽当下的研究力作尚显单薄。具体来说,第一,革命话语叙述色彩浓厚,对其源流架构、价值养成、理性判定和认知勇气还没有真正进入反思的深度辨析求证阶段,而其它学科先于我们。第二,着眼于微观新闻传播史实材料中人物、事件的个案剖析与主体启示并没有回到历史发生的日常场景,价值判断先入为主,时空联系的“延安分期”被学术隔断；第三,新闻传播学界对延安时期中共新闻传播思想的碎片化拾遗,多表现为不自觉的学术关怀,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这种反向求索与学术回流并未在更大范畴上实现“意义赋予”,在群众路线这一视域下已有的关注还并未形成学术研究的断面。“延安话题”走进当代新闻传播学术视界,是传媒学者对待历史记忆的应然使命与必然承担,这就是本研究的起点与归点,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其价值都应是显在的、迫切的、知性的与厚重的。基于此,笔者以当下践行的群众路线为理论指导,回溯延安时期中共报刊践行群众路线的理论驱动、时代现实与历史沿革,从政治传播、群众传播、文化传播、新闻思想建构等基本方式入手,试图擘画群众路线指导下的延安时期党报何以呈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命题和历史担当。而研究发现,此种“延安模式”的新闻传播实践具有三重效果,其使得群众及群众路线作为新闻传播的政治理性实践得到确认；其二,媒介技术使用和新闻政治意义分享重建民族共同体；其三,精英新闻文化与大众新闻文化的话语权利共振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超越地理空间、时间空间的“延安价值”对于当下的新闻舆论工作来说无疑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群众路线是我党办报的理论之源和技术之撑。坚持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是当下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实践圭臬,此为其理论启示。其次,在市场化媒介和新技术适用之下,商业利益、媒介利益和受众利益的角力对抗与权衡对峙中,受众利益必然要成为新闻传播活动的起点和归宿,此为价值启示。再次,在国家叙事、精英叙事、大众叙事之间必须找到合理的传播支点,消解对峙、消除对抗、统合分裂的舆论场,此为其技术启示。最后,在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科学教育和大众娱乐之间,必须从传播的纵欲转向传播的适欲,形成具有主流传播引领和舆论导向的传播结构,此为其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