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式分权被学者认为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特点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传统绩效考核方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现象,其中环境质量恶化被普遍认为是这一制度的负面产出。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结论不相一致。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环境质量作为公共产品理应由地方政府提供,但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地方环境质量恶化不是源于财政分权体制,而是源于政治集权背后的地方官员考核激励方式,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相结合加剧了地方环境质量的恶化。基于上述猜想,本文从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角度对我国地方环境质量问题进行研究。首先从理论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环境事务的博弈行为,在中央政府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较低时,地方政府往往会放松环境执行标准,偏离中央政府目标;通过建立两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间环境策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策略行为不仅受经济竞争程度的影响同时受环境污染物外溢性的影响;根据逻辑分析以及理论实证结论,提出四个猜想,即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环境质量的改善;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相结合对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晋升竞争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与环境外溢性有关;政府考核方式转变有利于地方环境质量的提升;晋升竞争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与环境外溢性有关。最后从实证角度对本文猜想进行验证。由于环境污染治理存在外溢性,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搭便车”心理会对地方政府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本文根据外溢性大小对环境质量进行区分,将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定义为弱外溢性环境质量,将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定义为强外溢性环境质量,三者构成综合环境质量指标,通过检验,地区间环境质量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通过构建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研究中国式分权与地方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国式分权具有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双特征,传统官员绩效考核以GDP增长为核心,地方政府围绕GDP进行晋升竞争。本文采用最为传统的财政收支分权指标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刻画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根据本文逻辑,中国式分权制度是影响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原因,政府考核方式为重要推动力,为研究政府考核方式转变对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时间界限进行分时段研究。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弱外溢环境质量和强外溢性环境质量均呈显著改善作用,证实了本文的第一个猜想,即财政分权未对地方环境质量恶化产生直接影响;第二,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分权或者财政支出分权构成的交叉项在整体时间段研究中系数符号显著为负,即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通过晋升竞争渠道对地方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分权制度对地方环境质量的负向影响不是来源财政分权制度本身,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间的经济增长竞争,证实了本文第二个猜想;第三,临近地区GDP增长率提升对于弱外溢性环境质量呈显著正向影响,对强外溢性环境质量呈显著负向影响,即晋升竞争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与环境污染物外溢性相关。与本文第四个猜想相符;第四,在政府考核方式转变对地方环境质量影响实证研究中,2003年以前,临近地区地方GDP增长率提高对于综合环境质量、弱外溢性环境质量以及强外溢性环境质量均为显著负向影响,2003年政府考核方式转变后临近地区GDP增长率提高对于环境质量影响转为显著正向改善;最后,2003年以后GDP增长率与财政收支分权交叉项对于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仍显著为负,但负向影响均显著降低。验证了本文第三个猜想。总之,财政分权不是造成我国地方环境质量恶化的直接原因,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激励制度具有较强引导性,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下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激励考核机制相结合是促使地方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为促进地方环境质量改善,首先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使财政分权制度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此要明晰环保事权范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其次创新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推进新政府绩效考核方式的实施;最后在保持财政分权的前提下,探索跨区域联动协作治理模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由于环境具有外溢性,“搭便车”心理会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故根据外溢性将环境质量区分为弱外溢性环境质量与强外溢性环境质量,分别研究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其次对于晋升竞争的刻画方面,学者常用FDI相关指标进行刻画。传统绩效考核方式以GDP增长为核心,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为地区GDP增长服务,故采用地区GDP增长率代替传统的FDI指标对晋升竞争进行刻画;最后考察了政府考核方式转变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对于地方环境质量背后的制度因素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