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经典”是加拿大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这固然与她大量的经典阅读有关,同时也是缘于20世纪文学理论语境的推动,尤其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互文性等理论对作家影响尤甚。作家正是在对经典的重述中积极地追寻加拿大文学的定位,以及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定位。在这些作品中,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阿特伍德对希腊神话和史诗的戏仿。她的长篇小说《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寺歌《喀而刻/泥浆之歌》Circe/Mud Poems)《塞壬之歌》(Siren Song)都是对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奥德赛》的重写,在主题上“从英雄神话到凡人琐事”的变迁,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转移；通过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的改变,完成了“从他的故事到她的故事”的转变,体现了女性和边缘人物在文学创作中的崛起；“从沉默的死者到唠叨的幽灵”,集中体现了小说的哥特式特征、众声喧哗的狂欢色彩,大胆地揭露那些历经千年而不变的事实也表现了阿特伍德的伦理道德关怀。其次,重述经典包括了对经典童话的改写。小说《强盗新娘》(Robber Bride)《蓝胡子的蛋》(Bluebeard’s Egg)等从标题上就显示了它们与格林童话的渊源,阿特伍德通过不遗余力的细致描写,将童话进行了“从儿童童话到成人童话”的还原,撕去外面包裹的那层糖衣,描绘残酷的、不美好的现实。作家摒弃了单一的模式,在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叙述方法和结局上都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复杂多元”的突破,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隐含多种可能性的结局增添了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阿特伍德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也经历了从“拯救者到王子的缺席”的转变,他们跟书中的女性一样,呈现出不完美但是真实的一面。重述《圣经》的作品则包括《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疯癫亚当三部曲”,它们都属于反面乌托邦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作者通过自已的创作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担忧。在她笔下：凭借科技的力量,人们妄图僭越上帝之责,“从天地初开到世界末日”都由自已做决定,语言和艺术也在这过程中被逐渐抛弃。但是,在未知而危险的世界里,人们又返璞归真,经历“从等待救世主到自我救赎”的回归,也使人性得以延续。最后,阿特伍德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帐篷》(Tent)、《黑暗中谋杀》Murder in the Dark)以及《好骨头》(Good Bones)扣的作品,又被称为“小品文”,形式上标新立异,内容上推陈出新,综合运用了意识流、互文、寓言写作、碎片化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手法,包含了对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修正,对童话、民间故事的改写,也包含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反驳。既有为《哈姆雷特》中的格特鲁德和霍拉旭翻案的作品,实现了“从一家之言到众说纷纭”的颠覆,也有与波德莱尔的诗歌相对峙的文章,反映了文学从精英文化到‘低俗’艺术的转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