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在世界文明史上,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内核与标志性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文化特征。礼乐源出于上古时代的祭祀仪式,是从早期原始的浑融一体的“先王乐教”当中分离出来,并取得各自独立地位的重要文化概念。自夏商周三代开始,礼与乐的趋同与分离便从未消减过。周公“制礼作乐”的实质是建构起以乐从属礼的政治制度,并将之推广至社会文化层面,从而为封建社会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精神范式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规范。从先秦时期到两汉经学,儒学地位逐步上升,最终成为了古代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而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的“礼乐之治”也确立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礼先乐后”成为普遍共识。虽然趋同性一直是礼乐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方向,但纵观历史不难发现,盛世则趋同,乱世则分离是礼乐关系衍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两汉的经学提倡在“礼”的规则运作下发挥“乐”的作用,重礼的意图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大一统的封建统治。而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礼教已经无法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士人阶层开始反思“名教之治”与礼乐合一的弊端,并急切寻求一种能与礼法制度相抗衡的新思想,而“乐”与“自然”的内在契合使得“重乐”成为当时名士普遍追求的目标。于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把“乐”作为“自然”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对抗名教之“礼”,掀起了一股以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为精神象征,以清谈、尚玄、务虚为文化内容载体的解放思想、追求个性的新风尚。在这股社会风潮的影响下,对人物的评价开始脱离经学礼制下的道德标准,更加注重人格魅力与个体价值,礼乐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魏晋乱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崇尚个体独立性的时代。礼乐的分离性与趋同性的斗争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礼乐分离一直无法如礼乐趋同一样形成强有力的态势,在历史长河中也仅仅是昙花一现,但其提倡的人性自由及对儒家“礼治”的纠偏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