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设立公司标准的降低、企业数量的急剧增多,越来越多的公司、企业融入经济社会生活,单位行贿犯罪层出不穷,且呈现出复杂性和广泛性的特点。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下称《刑法修正案(九)》)对贿赂犯罪进行了立法完善,调整了贿赂犯罪传统的刑罚结构,但立法与司法解释仍模糊缺位,司法认定中单位行贿罪常与行贿罪交叉重叠,准确分辨存在困难。本文从司法认定层面对单位行贿罪进行分析,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在梳理单位行贿罪基本问题时,应当确定本罪内涵为单位为了自身利益且在其整体行贿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本罪侵害的法益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个人行贿犯罪与单位行贿犯罪之间的界分在学界有诸多争议亟待厘清,研究单位行贿罪的司法认定不仅是加大行贿犯罪惩治力度刑事政策的要求,而且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合理界分的难题。对单位行贿罪行为构造的讨论从本罪中各项具体的认定要素展开。单位行贿罪中的“行贿”行为包括实际给付与承诺给付;“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从侵害本罪保护法益角度予以认定。“以单位名义”这一客观要素是本罪成立的不充分不必要条件,不能作为本罪的认定标准之一。在讨论单位行贿罪的主体范围时,应将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位作为本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且犯罪主体具有唯一性,单位成员只是单位行贿罪在经济社会层面的具体操作者。本罪主体包括法人及一人公司、合伙企业等。需要将本罪的主体范围与民法中的法人等概念区分开来,关注单位的自身条件、行为逻辑以及组织架构。在单位行贿罪的罪责方面,单位成员代表单位行贿意志并出于“为了单位利益”的行贿目的做出行贿行为是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本罪是故意犯罪,代表单位行贿意志是成员行贿行为归属于单位自身的核心认定要素。从形成途径认定单位行贿意志时,第一种途径是单位决策者在职权范围内形成单位意志,如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单位招投标的项目负责人在职权范围内形成单位意志;单位决策者的集合形成单位决策组织,如通过股东大会、单位内部章程决定而形成单位行贿意志。第二种途径是由拥有一定裁量权的单位决策者向单位成员授权或认可单位成员行贿意志,授权以决策者实际权限范围为限,认可有直接与间接两种形式。“为了单位利益”认定的困境在对口供和利益归属的过度依赖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通过丰富客观认定途径可以降低对口供的依赖程度,同时具化司法解释条文,可以将“为了单位利益”的证明内容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