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小说翻译活动十分活跃，大量西方优秀小说被引进到中国。在众多西方作家中，狄更斯尤为引人注目。继林纾翻译狄更斯的五部小说之后，一九一零年，晚清译者陈家麟与薛一谔翻译了狄更斯的巨作Little Dorrit，该作品的翻译开阔了时人的视野，促进了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已经开始呈现一派多元的气象。其中“翻译研究派”的崛起促成了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该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将翻译纳入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认为翻译即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把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从语言层面扩展到更广的文化层面。有鉴与此，本文依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相关翻译理论，结合晚清时期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对薛一谔和陈家麟翻译的狄更斯小说Little Dorrit的中译本《亚媚女士别传》进行个案研究，探讨译作中译者对原文的改写问题，从而使人们不仅能更全面的审视该部译作，而且能更准确地认识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具体说来，本文把薛一谔和陈家麟译作，置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通过文本对比，挖掘和分析译者对构成小说三大要素(人物，情节，场景)的改写痕迹。同时，探讨这些改写痕迹之后的的制约性要素。研究人物改写时，作者着力研究两方面的内容：对人物直接描写的改写和间接描写的改写。直接描写方面主要探讨对叙述者措辞的改写。间接描写方面主要研究对人物外貌，行为，语言，及心理描写的改写。情节方面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研究小说场景改写时主要研究对自然场景和社会场景的改写。通过分析得出，译文中出现的改写痕迹不是偶然的，是两种文化在特定场合，特定时期斗争与协商的结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就《亚媚女士别传》而言，译者主要受到两大要素的制约：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晚清主流诗学。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素与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因素紧密相连。但译者有主动权，可以接受或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诗学方面，由于注重小说的娱乐功能，译者往往注重情节，而对于小说的其他要素不够重视。同时表现在具体的叙事技巧比较单一，倾向于删改原文中与主流诗学不符的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