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脑网络的变异性及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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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以抑郁心境为主要特点的情绪情感类障碍。它对社会、家庭以及患者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尽管抑郁症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抑郁症的临床治疗效果仍不尽人意。如今,精神类疾病被定义为一种脑疾病,这为抑郁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功能磁共振尤其是静息态磁共振技术可以快速采集人脑功能活动,使得研究者们对抑郁症异常脑功能有了更多的认识。然而,以往较多的抑郁症脑影像研究存在难以重复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脑功能网络的变异性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由于脑功能连接网络在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引起的。事实上,正常群体上脑功能网络个体间的变异性已经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不同个体之间的脑网络变异性在高级联合皮层区域较大,而在低级联合皮层区域相对较小。抑郁症患者之间具有不同的症状特征,这种现象可能导致抑郁症患者相对于正常群体存在显著不同的个体间功能网络变异性。此外,众多易感因素对抑郁症的发病具有较大影响,这些行为也具有较大的个体间变异。但不清楚的是何种易感因素以及如何对抑郁症患者脑网络的变异性产生影响。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共计七个实验,考察了抑郁症变异性的特征以及相关因素影响。研究一中的三个实验描述了抑郁症脑网络变异性的特征,与其他精神疾病的关系以及考虑到变异性后症状的评估。研究二中的两个实验使用脑影像的手段,从单因素以及多因素的角度考察了可能的易感因素的个体间变异,包括压力、沉浸、焦虑等,及其对抑郁的交互影响作用。基于前两个研究的结果,研究三中的两个实验则重点考察了关键易感因素(焦虑、人格)对抑郁症脑变异性的影响。本研究阐述的患者之间的个体间差异将有利于跨越组水平研究和个体水平研究之间的鸿沟,加快脑功能影像技术的临床个体化应用。以往的脑影像研究大多数结果都是基于组水平的比较的,很难对病人进行精准的个体化评估。实现个体化评估,需要衡量出患者组内群体的异质性程度,也就是变异性程度。临床上,这也将有力地促进不同患者的异常程度的度量以及精准的治疗方案实施。研究一使用静息态磁共振数据对抑郁症患者的脑功能网络的变异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找出了抑郁症患者相对于控制组群体具有显著不同的网络变异性区域。方法上使用以往正常群体上计算个体间脑功能网络变异性的方法,对多个抑郁症数据集分别计算了抑郁症患者组和正常被试组的脑功能网络变异性。随后,采用置换检验的方法完成了结果的多重比较矫正,最后将多个数据集的结果进行合并。结果发现,抑郁症患者在背侧前扣带皮层、中扣带皮层、躯体感觉皮层、颞上回和梭状回区域呈现出显著增大的网络变异性;在背侧注意网络以及默认网络相关区域却呈现出显著减小的网络变异性。进一步发现,抑郁症患者异常的脑网络变异性不是由于头动、扫描仪的不同导致的。这一结果对理解抑郁症患者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提供了重要的影像学证据。随后,使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了其他精神类疾病的脑网络变异性。实验发现,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脑网络变异性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不过,在某些脑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具体来讲,精神疾病患者在默认网络以及注意网络都出现了显著减小的网络变异性,而在视觉加工区、感知觉运动区、颞上回以及背侧前扣带区域存在显著增大的网络变异性。然而,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在颞上回比抑郁症患者有更大的脑网络变异性,在背侧前扣带区域却显示出更小的脑网络变异性。此外,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背侧注意网络、梭状回、颞中回区域出现更小的脑网络变异性,而在颞上回、膝下扣带回区域却显示出更大的脑网络变异性。更有趣的是,在脑解剖上,这些疾病却表现出普遍的脑皮层的萎缩。最后,本研究基于个体间脑网络存在较大变异性的事实,采用个体功能网络分割的方法,对抑郁症患者的不同脑功能区进行了个体化功能区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症状的评估,取得了较好的评估效果。研究二结合抑郁症的经典理论以及脑影像手段,考察易感因素的个体间变异。首先单独考察了环境和个体方面易感因素的神经机制,随后同时探讨了不同易感因素个体间变异的脑基础,重点考虑了它们的交互影响。在考察单一因素时,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是影响抑郁症发病的两个重要方面。本研究选择压力做为重要的环境方面的易感因素,沉浸和焦虑作为重要的个体方面的易感因素,来考察它们单独的脑基础。结合大样本的正常群体,结果发现压力与额上回、额下回区域的皮层厚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跨疾病的青少年群体上,发现压力与颞下回、额下回以及额上回区域存在负相关关系。沉浸因素在正常群体中与背外侧前额叶、海马旁回区域的灰质体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抑郁症群体中沉浸因素与背外侧前额叶却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沉浸因素对背外侧前额叶关联抑郁程度起到了中介作用。在抑郁症患者上,伴随较高水平的焦虑会导致抑郁症患者在顶下小叶、脑岛、前额区域出现更加严重的萎缩。借用影像手段探究多易感因素个体间变异时,使用了多任务学习的方法对不同因素同时进行了考察。相对于单任务的学习,多任务学习具有较好的效果。本实验还发现了与抑郁关联的正性-负性因素轴。在此轴中,焦虑和人格的内外向性与抑郁的脑网络存在较大的关联。这一影像结果表明,焦虑和人格可能是抑郁关键的易感因素。研究三考察了关键易感因素对抑郁症患者的脑网络变异性的作用机制。选择研究二发现的和抑郁有较大关联的焦虑及人格因素,来讨论其如何对抑郁症患者网络变异性产生影响的。本研究首先选择伴高焦虑和伴低焦虑的两组抑郁症患者,采用研究一中的方法,比较伴高焦虑和伴低焦虑抑郁症患者的脑网络变异性的差异。结果发现,伴高焦虑的抑郁症患者在注意相关网络和膝下扣带回等区域出现更大的脑网络变异性,而在感知觉网络、脑岛等区域出现更小的脑网络变异性。分析人格对脑网络变异性的影响时,由于较难使用二分法进行群体分组,因此,使用了类似的变异性计算方法,计算了不同患者相对于正常群体的脑网络异常度,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内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与脑网络异常度的关联。结果发现,外向性与梭状回、感知觉运动区的脑网络异常度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后部背外侧前额叶的脑网络异常度呈显著正相关;精神质与颞上回、梭状回、后扣带等区域的脑网络异常度呈显著负相关。但是,沉浸因素却没有显示显著的关联。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较正常群体存在显著不同的个体间脑功能网络变异性,其特征的空间分布与其他精神类疾病存在相似性和一定的差异性。脑影像手段揭示了抑郁易感因素的个体间变异以及识别了关键易感因素。同时,易感因素对抑郁症的网络变异性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影响。本研究使得我们对抑郁症不同个体间存在的差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为抑郁症进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脑科学依据和临床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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