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推出的一项重大的举措,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已正式建立。为了更好得施行此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印发了两份辅助性的文件即《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和《<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通过进一步得规范指导性案例的体例,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工作。并且到目前为止,最高院已发布了十七批92件指导性案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指导性案例文本的研究,从技术层面对指导性案例文本的裁剪辑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通过优化指导性案例的体例编写,使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效力更加权威,也更便于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论文第一章从四个维度对指导性案例进行了概述。指导性案例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应运我国的司法现状而诞生。对于如何准确定义指导性案例,笔者立足于当前法学界存在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对指导性案例的含义界定。并从特征和价值层面进一步对指导性案例进行了解析。第四个维度是从指导性案例的遴选着手,分析了当前最高院制定的遴选标准和遴选程序,并对遴选标准的不足和修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文第二章探讨的是对原裁判文书进行剪辑的必要性所在。对于按照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遴选出来的指导性案例,是保持原裁判文书的原貌,还是删繁就简进行进一步的加工编撰,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对不同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剪辑存在合理性,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审判实践中,那些经过加工提炼的信息比如要点提示等,往往更容易被法官接受。并且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国外所公布的判例都是经过裁剪的,例如德国的判例集《最高法院民事判例百选》、日本的《法学时报》。还有,当前我国法院裁判文书的总体制作水平不高,存在诸多的缺陷。原裁判文书在诸多方面都无法提供具体且操作性强的指引,但是后续的加工剪辑可以优化这些不足,使判决说理的逻辑论证更加严谨,从而为后案法官裁判类似案件提供完美的“范式”。论文的第三章从技术层面对如何剪辑原裁判文书进行了论述。当前已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的文本格式并没有严格按照《意见》的要求,前后文本的格式错乱,多处细节方面存在问题。并且在内容的剪辑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从裁判要点、基本案情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当前公布的刑事指导性案例文本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的裁判要点的提炼都缺乏创新性,而更多表现为重申司法解释,这样一来,不仅会使指导性案例缺乏其应具有的实际意义,同时也会影响其功能的发挥。案件事实是形成司法判决必不可少的要素,对于指导性案例基本案情的叙述,不能等同于原裁判文书中对案件事实的分析,它是对原判决中一系列事实、证据有选择的进行加工概括,然后再以一种新的逻辑方式予以陈述。判决结果是审判法院运用法律规范进行个案处理的态度体现,一般可以通过“缩写”来提练,得出简明的结论命题。裁决理由是在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对原判决的论证说理进行补充修正的时候,应以原判决为母本,尊重客观事实,决不可过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随意添加案情和新的理由。论文第四章围绕剪辑后的指导性案例文本设置进行论述。对当前的文本体例提出了优化方案,同时对指导性案例的实际运行,包括其发布、修改和废止,提出了加强动态监管的意见。最后一部分从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的运用角度,一方面,提出完善检索指导性案例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并建议全面公开已经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原裁判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