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这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在中国美学史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的觉醒”是个体对自身价值的发现,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对个体感性的张扬。这一切,最终促进了魏晋时期美学风尚的转变。因此,本论文以“人的觉醒”为切入点来研究阮籍的美学思想,从阮籍的思想、生活及文学创作三个层面来探究其个体觉醒的表现,进而使我们对阮籍的美学思想有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了解。汉末政治动乱,儒学赖以生存的环境顿时坍塌,而作为士人立身行事的儒家思想已无法再适用于世,因此,士人只能通过改造腐朽的旧思想以适应新的环境。阮籍亦处于这样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其中对阮籍触动最大的是司马氏家族发动的高平陵血腥篡权事件。以此为据,阮籍的思想亦随世事变化而改变,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吸收道家老子的入世思想,给儒家名教注入新鲜的血液,突出表现为名教与自然的融合；可是,司马家族的血腥统治最终打破了阮籍试图融合名教与自然的理想。故而,后期阮籍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尚自然是其基本取向。然而要注意的是,尚自然并非重复先秦道家的思想。魏晋玄学中的道家思想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为个人性情的彰显做理论上的证明,而自我意识的突出则是玄学中的道家思想与先秦道家思想的最大区别,亦标志着审美独立价值的日益彰显。现实中的阮籍又以其放诞任性之行为实践着自己的哲学思想,他也因此而成为我们论说魏晋风度不可缺失的代表性人物。尤其重要的是,阮籍在现实世界中的隐忍和妥协是伴随着极度的痛苦和无奈的,而这种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其根源正在于自我意识的产生和明确。自我意识创造出理想世界,而现实又完全压抑着这种理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必然产生,而理想的虚弱必然导致其在这种冲突中的劣势地位,孤苦无依、思无所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阮籍必须面对的困境。对阮籍而言,解脱的方法只有一个,写诗!在时代境遇与个体性格的共同影响下,阮籍之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含蓄隐约中表达了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刘勰所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正是因为嵇康偏于理智,而阮籍重于情感。重情感则易深入内心,千回百转的写作方法表达的其实也是千回百转的心绪,故而其朦胧不是刻意的朦胧,其深情不是做作的深情。故而阮籍诗歌成为后世诗歌之典范,他的这种创作方法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理想标的,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审美理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