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时代热点是刘心武小说非常鲜明的特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等小说率先发现了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钟鼓楼》的“桔瓣式结构”迎合了文坛叙事探索热潮，其对北京市民生活的叙事则是对寻根文学的回应。1992年，长篇小说《风过耳》问世，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发现刘心武小说开始进入“后新时期”阶段。前几年出版的《站冰》《京漂女》等短篇小说集则是“底层文学”非常妥切的参照文本。然而，这只是作为表层话语的呈现，其深层结构是一致的，都是“理性型文本”的一种。“理性型文本”的叙述者与其所虚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由于这种“分离性”的关系，随着时代主题的更替，刘心武小说的叙述姿态极易随之发生变化。基于此，笔者将刘心武的作品划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之前的创作为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阶段，受主流文学的影响，这一阶段作品中的叙述者常自觉以社会主要政治力量为其想象的依托；第二阶段是指刘心武80年代的创作，叙述者开始尝试摆脱政治的“援助”，以时代的代言人自居，书写“时代精神和新人面貌”；刘心武90年代的创作则是第三阶段，虽然刘心武一度宣称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然而，揭示“理性原则”的野心并没有消失。正是这种野心的存在，令刘心武没能走向“重生”，反而陷入了“身份”迷失的危机；2014年6月长篇小说《飘窗》的出版，意味着刘心武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真理”的幽灵被驱逐，叙述者以彻底怀疑的姿态审视日常世界。本论文的前四章主要探讨刘心武创作四个阶段的“变”与“不变”，以及与当代文学思潮的离合。第五章描述在“理念”的观照下，刘心武是如何想象“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的主体是依赖感官来把握世界的，因此，经验性、个体性、模糊性是它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叙述者理念的介入，刘心武小说的日常叙事反而呈现出清晰、明确的审美效果。然而，不排除个别文本叙述者理念介入的失效，令刘心武笔下的日常生活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便是这样的例外。因此，本章分为两部分来讨论刘心武笔下的日常生活，第一部分探讨理念规范下的日常生活的样态；第二部分则以《立体交叉桥》为个案，分析理念介入失效后的日常书写。第六章探讨刘心武理性世界观的坚执，对其“人”的想象的影响。在理念的规约下，刘心武笔下的人物普遍呈现出一种单质的性格。这种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与作家对人的价值评判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刘心武内心深处，始终坚信着“人性本善”，“恶”则被认为是急需清除的社会不良现象。结语则将刘心武与“生命型作家”进行比较，尝试较为清晰地呈现刘心武作为“理性型作家”的形象。通过比较分析，笔者发现，“生命型作家”虽然弥补了“理性型作家”“人”的独立品格的缺失，然而，“理性型作家”对现实的思考，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