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我国于2004年以来,实施了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等一系列粮食生产支持补贴措施。在这些补贴政策的实施背景下,我国粮食产量有了恢复性增长,我国粮食总产量取得了连续十一年增长的良好势头。然而,“十三五”时期我国粮食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突显,一是粮食供求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二是粮食种植结构失衡的矛盾,三是资源要素分配不均的矛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存在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包括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资源配置不合理、生产成本过高以及透支利用等表现。对于我国粮食生产供给而言,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目前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国家调低了早稻最低收购价,调整了东北等地区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意味着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下我国粮食政策进入了调整阶段。而在此背景下,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实施作用效果如何,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如何,以及当今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如何调整,如何通过政策导向来有效配置资源,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我国新时期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逐渐增加,但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为了进一步理清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与效果,逐渐完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向农业生产者提供有力的政策环境,促使农业增长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对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发展演变及政策背景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宏观与区域视角,对粮食生产支持补贴政策的生产效应做了分析与评价；再次,从具体粮食品种,分析了不同作物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投入产出作用机制；然后,从微观农户视角,调查分析了农户对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认知与反应；最后,通过与典型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明确了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发展提供了启示。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粮食生产支持与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宏观作用效果都很显著,说明新时期粮食生产支持与补贴政策的总体作用效果明显。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粮食生产政策效应来看,发现粮食主产区更侧重于粮食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政策的影响,而粮食非主产区则侧重于受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由此明确了我国粮食生产支持与补贴政策的区域导向与政策需求,为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调整与改革提供了参考。(2)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提升了主产区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但单产产出效果不明显；粮食生产补贴对玉米投入产出的作用显著,但最终实际作用效果被抵消了,而对其他作物的投入产出效果不显著；粮食生产补贴对劳动时间要素投入较为显著,特别是对玉米和小麦的劳动投入促进显著,而对水稻和大豆的作用效果不显著。由此明确了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不同粮食作物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产出的作用机理,进而为有效配置资源,提升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效应提供了依据。(3)农户对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满意度较高,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可以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户种粮的收入预期,因而,农户对粮食生产补贴是否起作用的评价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变动有显著影响,此外,农户粮食生产收入是否增加、化肥等生产资料投入量是否增加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否合理、农户在当地找非农工作的难易程度也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变动影响显著。但调查中也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和激励效应不足,补贴导向性不明显,政策项目与环节难以有效对接,需要基于农户视角调整和改革粮食生产补贴方式。(4)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支持水平较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支持体系。美国和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类别较为丰富,在政策调整中关于商品产出支付的支持比重表现为下降趋势,而相应增加了直接收入支持政策,其产出关联度较高的支持项目属于补贴性质的支付,是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日本和韩国则主要采取价格支持(也就是商品产出的支付)来高度保护其农业生产,且支持项目较为单一；日本农业产出更多地依赖于对市场价格的支持；韩国稻田固定支付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较大；中国的农业生产者支持政策的产出关联度都很高。由此得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者支持政策的发展趋势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支持；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与其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战略相关；农业政策逐渐转向国内外市场环境发展的需求；农业生产者支持政策中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为此给我国政策的启示是：农业生产者支持水平和力度有待加强；农业生产者支持目标和政策效率有待明确和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有待加强；农业生产者支持体系及项目有待完善。相应的政策调整取向建议如下：(1)基于不同区域政策需求导向调整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粮食主产区而言,通过稳定粮食价格政策,做好市场价格运行机制的调节与政策支持生产的补贴。对粮食非主产区而言,可以分类别进行补贴,对种粮条件好的,规模较大且集中生产的经营主体,实施粮食生产专项补贴；而对于生产条件不是很好的,可以挖掘其优势作物进行其他项目的补贴鼓励,调整生产结构,发展当地有特色的作物。(2)基于不同粮食作物与要素投入需求调整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一是继续增加农资投入补贴,特别是对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的投入；二是增强科技投入,提升机械化水平;三是促进非农就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均衡转移；四是积极调整粮食生产补贴方式,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和以补贴为导向的生产支持,分区域分品种提升补贴效率。(3)基于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与反应需求调整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一是构建粮食价格政策与直补政策的融合机制；二是分层次分类别进行重点补贴；三是强化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支持保护功能；四是扩大补贴规模并加强监督力度。(4)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调整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一是构建开放的补贴调整机制,创新补贴导向；二是构建价格和补贴协调机制,增强补贴效应；三是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明确补贴对象；四是完善粮食补贴类型,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基于以上政策评价与政策取向建议,未来粮食生产补贴政策要基于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创新补贴机制,兼顾宏观总体与区域不同粮食生产结构的产出效果,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要完善补贴方式与方法,提升微观主体粮食生产效率,促进投入产出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