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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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概念自被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关注,并在引入中国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随着科技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形态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从传统的普惠金融中衍生出了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最新形态,数字普惠金融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了中国普惠金融的主流形态。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方法上,学界的选择大多是使用指数形式将其发展情况量化,方便后续相关研究工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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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概念自被提出以来就一直受到关注,并在引入中国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随着科技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形态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从传统的普惠金融中衍生出了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最新形态,数字普惠金融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了中国普惠金融的主流形态。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方法上,学界的选择大多是使用指数形式将其发展情况量化,方便后续相关研究工作更好地展开。但真正好的能够衡量或者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能够代表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应该是能够反映出普惠金融最终目标的。而普惠金融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促进公平、减小差距,这种差距当然也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有效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也应该能够体现这一现象。但根据以往文献,几乎没有学者从这一角度来判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与此相关的研究基本都只关注指数的构成及基础数据是否合理。文章选择上文所述之前研究较少涉及到的角度,以此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文章选取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代表,来研究其有效性。一方面该指数较为权威,具有代表性,且使用率较高,对其的检测具有更多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结构上来看,该指数的三个维度中的数字化程度对应的是数字化发展程度的高低。但单纯的数字化对普惠金融的帮助不一定是正面的,数字化对缩小不同群体间存在的差距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能够帮助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可以是负面的、会带来“数字鸿沟”问题,只有与普惠金融相结合的数字化才是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中所体现的“数字”。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数字化程度较难衡量,该指数中的这一维度是否能够正确地衡量也是需要用其他方法检验的;而从具体指标上看,使用深度维度下的指标体系在不同的年份下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否会导致指数的连贯性等产生问题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从基础数据上来看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蚂蚁集团的支付宝体系的相关数据,而支付宝体系并不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部体现,因此该数据可能不够全面,这也导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有效性可能值得进一步地进行讨论和检验。基于上述原因,文章选择从数字普惠金融本身目标的角度出发,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其代表,进一步对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有效性进行说明,同时该结论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支付宝体系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所起到的作用。文章具体选择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2013年到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参考前人的研究选取了相关的控制变量与模型。之后将选取好的相关数据带入模型中,来观察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同数字普惠金融本身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一样,即两者表现出负相关,同时还按地区划分后进行相同的操作,观察各地区的表现情况。此外还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维度也进行了相同的实证,观察三个维度在反映普惠金融目的方面的表现,进而对它们在全国范围和各个地区上的合理性进行说明。结果表明除了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在中国中部地区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外,总指数和其他维度在全国范围和各地区的有效性都得到了一定证明,使用深度这一维度在全国范围和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合理性也得到了一定证明。该结果也说明了中国的支付宝体系的发展至少在2013年到2020年间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表明了这几年里支付宝体系的发展可以减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此外文章还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了各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以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依旧较大的现状。根据研究及结论,文章给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关注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及其指数构成,合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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